冬至快到了，老伴儿提前买了大肉、芹菜、香菇、大葱等做馅儿的材料，为包饺子作准备。

  小孙子看到后好奇地问：“奶奶，怎么买这么多菜啊？”我说：“因为快到冬至了，我们要包饺子吃呀。”他更是不解：“冬至为什么要吃饺子呢？”我笑着给他解释：“因为冬至的时候天最冷，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耳朵，然后瞪着天真无邪的大眼睛郑重地说：“那我得多吃点饺子，可不能把耳朵冻掉了。”听了小孙子啼笑皆非的童言稚语，看到他那认真的模样，让我想起了童年往事。

  1961年冬天，大食堂解散后，家家户户都是靠队里发放的杂面勉强度日。冬至前夕，队里破天荒地给每人发点儿白面。母亲如获至宝，决定在冬至那天给我们包顿饺子吃，我们姐弟几个欣喜若狂。

  那年冬天似乎特别冷，还没到冬至就下了一场雪。虽然雪下得不算太大，但气温低，屋檐下10多厘米长的冰柱冷冷地下垂着。中午阳光好的时候，冰柱融化，滴答滴答地往下滴水。到了晚上，水滴还没落下来就又冻成了新的冰柱。冬至那天天气虽然晴朗，但风嗖嗖地刮着，感到彻骨的寒意。为了让我们能吃上饺子，父母不顾寒冷，带着工具到河滩的萝卜地挖萝卜。母亲让姐姐在家照顾弟弟，我跟随父母下了河滩。

  因为下过雪，地面冻了一层硬壳，走在河滩上面滑溜溜的，还没有进地我就摔了个屁股蹲儿。母亲怕我摔坏了，就拉着我往前走。走进萝卜地，他们抡起铁耙子，刨开冻硬的地皮，像寻宝一样寻找遗留的萝卜。父母翻了好大一片土地，母亲被汗水浸湿了秀发，脸红通通的像盛开的花朵。父亲则解开棉衣露出了胸膛，嘴里不停地喷着哈气。我跟在他们身后，把刨出来的小萝卜头扣掉泥土，小心翼翼地放进箩头里。

  这些萝卜头虽然大的没有鸡蛋大，小的还没有成人的拇指粗，但母亲一点儿也不嫌小，全部捡起来放进箩头里。母亲看着半箩头“战利品”，兴奋地提着箩头使劲抖了抖，然后当宝贝似的挎在胳膊弯里。父亲把两把铁耙子并在一起扛在肩上，招呼我一起回家。路上我问母亲饺子长啥样？母亲紧了紧拉我的手笑道：“和你的耳朵一个样。”“那这些萝卜都包成饺子，够我们一家人吃吗？”母亲说：“当然够了，保证让你们都吃饱。”听了母亲的话，我仿佛看到热腾腾的饺子已端上了餐桌，忍不住加快了脚步。

  到家后，母亲把萝卜洗干净切成片，放在锅里焯完水晾在筛子里，开始和面，面和好醒上开始剁馅儿。当时，除了盐和葱花外，什么调料也没有，更没有一丁点腥荤。母亲掂起油瓶用筷子沾了沾把馅儿搅开，屋子里瞬间充斥着萝卜馅的清香味。

  拌好了馅，母亲开始擀饺子皮，奶奶和父亲包饺子，锅盖上很快就摆出了一排排饺子，既像孩童的小耳朵，又像展翅欲飞的白色小鸽子，胖乎乎的样子十分俊俏可爱。姐姐不等母亲吩咐就开始烧水，水一烧开，母亲就把饺子下进了锅里。不大一会儿，白白胖胖的饺子就漂了起来，满屋子都是饺子的味道。虽然不能和现在饺子的味道相提并论，但它渗透着父母的汗水和爱心，是美好生活的开端，也是我第一次过冬至吃饺子，所以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如今物质丰富，冬至吃水饺吃的不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民俗文化。我们在尽情享受冬至快乐气氛的同时，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得到了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