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武县城西八里有个郜屯村,郜屯村西南有个道教小庙,叫吕祖庵。这个吕祖庵,原名吕公堂,并非道士所建,而是清代康熙年间一个名叫赵文宗的善人,为方便行人而建,此处因此而成一个小村落,名字就叫吕祖庵,直到上世纪九十年年代中期才并入郜屯村。
现在的吕祖庵,为村人于九十年代初期重修,三间主殿,东西配殿各三间,主殿廊下立有一通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的古碑,名为《创建吕公堂捐施香火地碑记》,记述了建庙的原由:“善人赵文宗,因邑西孔道商旅如织,东去县治八里而遥,西达张公铺五里而近,行人至此恒苦燥渴,有因之而毙于途者,特建吕公堂煮茶以济之。”道光《修武县志》卷八“义行”中也有类似记载:“赵文宗,性好善,于县西十里许出资为棚,暑月施茶。自以为年老,恐不能久,遂于其地建吕祖庵庙院,并置田数亩为经费,招道士焚修其中,以作永远之计。”如今的吕祖庵,南北距离新旧新济公路各有数里,似乎远离交通要道,但村民们告诉我,原来的官道,正从庵前通过。我想想恍然,从这里向正东,正可到达西关官驿。
至于为何独建吕祖庵,而不建其它庙宇,我想这可能和吕洞宾在民间的形象和传说有关。在民间,的吕洞宾是一位与观音菩萨、关公一样妇孺皆知、香火占尽的人物,他们合称“三大神明”。吕洞宾,原名吕岩,出身世代官宦之家,自幼熟读经史,曾在唐宝历元年(825年)中了进士,当过地方官吏。后来,他因厌倦兵起民变的混乱时世,抛弃人间功名富贵,和妻子一起来到中条山上的九峰山修行。他和妻子各居一洞,相对可望,遂改名为吕洞宾;“吕”,指他们夫妇两口,两口为吕;“洞”,是居住的山洞;“宾”,即告诉人们自己是山洞里的宾客。他在弃官出走之前广施恩惠,将万贯家产散发给贫民,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民间传说他在修炼过程中,巧遇仙人钟离权,拜之为师。修仙成功之后,下山云游四方,为百姓解除疾病,从不要任何报酬。吕洞宾一生乐善好施,扶危济困,深得百姓敬仰。以此来看,赵文宗建庵供奉吕洞宾,本意正是要借吕洞宾乐善好施的形象,劝人多做善事,其用心可谓良苦。
赵文宗的义举引来了修武县的士绅的善行。在《创建吕公堂捐施香火地碑记》中,开列有当时资助赵文宗施茶建庵的士绅名字及其捐地亩数和捐钱银两,其中有进士一人,举人三人,贡生九人,监生七人,其他的秀才、富户更达数十人,仅捐地就有三百多亩,成为一笔不小的庙产。正是有了这笔庙产,才可能产生了吕祖庵村。吕祖庵只有道士二三人,自己不可能种地,也种不过来,于是雇人种地成了惟一的选择,而这些佃户依庵而居,慢慢就成了村落。1995年,吕祖庵村正式并入郜屯村之前,全村共有六十多家近二百口人。
此外,在郜屯村还有这样一个传说,说的是吕祖庵每年都要在四月十四日吕洞宾生日这天举行庙会,届时烧香祈福的,上供还愿的,卖东西的,耍把式的,以及诳庙会看热闹的,把吕祖庵这个小村子拥塞得挤抗不动。卖东西的商贩们沿着官道摆摊,最盛时货摊几乎摆到了张弓铺村。见到庙会如此兴盛,张弓铺几个主事的就动了念头,想把庙会迁到本村。张弓铺是个千余人的大村,吕祖庵只是个百十口人的小村,而且村民都是给庙里种地的佃农,所以张弓铺的主事来到吕祖庵一说,没人敢说不字。于是,第二年的庙会就迁到了张弓铺村。这天的庙会依然热闹非凡。因为是四月天气,庙会上就有很多卖凉席的。时至午后,从村东头走来一个中年汉子。汉子来到一个凉席摊前,不问凉席价钱,却要向主人借席一躺。卖席的是个老者,他见汉子风尘仆仆,满脸疲惫,加上此时没有什么生意,就同意了汉子。汉子躺倒片刻,便鼾声大起。这鼾声,也引来了卖席老人的睡意,不觉朦胧睡去。老人睡梦正酣,忽被一阵吵杂之声惊醒。睁眼一看,众人正围着自己的凉席指指点点,而刚才睡在这里的汉子却早已不见了踪影。老者拨开围观众人,上前一看,凉席上印着吕洞宾仗剑而行、仙风道骨的模样,而且上面还有首诗偈:
我本纯阳吕洞宾,只为度人下凡尘。
以大欺小事不该,换作尔等作何心?
卖席老者到此明白,刚才是吕祖显身。他把事情一讲,众人哄然,于是吕洞宾显灵警告张弓铺这件事迅速传遍方圆数十里村庄,张弓铺的主事们相约来到吕祖庵,叩头请罪,庙会自然也就迁回吕祖庵村了。
仔细琢磨《创建吕公堂捐施香火地碑记》,其劝人向善之心情切意真。我更觉得,这是修武民风醇厚的一种重要体现。碑文后面开列资助赵文宗行善的全县士绅,我熟悉的有范楷,后作泸州同知,在任内清正廉洁,并捐俸开山凿路,人称“范公路”;薛道柱,好义乐施,雍正十年将自家在北关的房产捐到普济堂;范正绳,天性孝友,尤好施与,康熙四十七八年连年灾荒,煮粥赈济,救人无数。看来,他们能够名列此碑,并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因为内心那颗为善之心,在时刻跳动着。观史读志,这种义行始终是人们追崇的主流,而这种乐善好施、济危扶困的代代弘扬和传承,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基因和传统。
“善无大小,济人为先;施无厚薄,永久为要。”《创建吕公堂捐施香火地碑记》的劝世价值,不会因为岁月而磨灭。
王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