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节，一个我们大家不妨来思考一下年轻人问题的日子。

  数天以前，温家宝总理在出访马来西亚时，对当地大学生坦言：“我从没想过从政，更没想到能担任中国总理。”他回忆了自己在西北地区从事地质研究工作的经历，并在回答提问时表示：“我想给同学们说的是，要做大事而不要做大官。”

  这显然是一个简单化的表述，但很有冲击力。大事与大官之言，至少和近来常见诸报端的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的大师与大楼之论，同样高明。

  大师与大楼并非互斥，梅校长要表明的是一种立场，极而言之罢了。同样，大事与大官也可兼容，温总理要表明的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我相信是有所指的。就像他在社会道德滑坡的今日一再提及道德，那么，大学生们、年轻人们的何种状态，让一国总理出此言？

  也来看报端。前段时间，一篇专栏文章和一篇媒体报道发人深省，标题分别是《到“体制内”去！》和《年轻人，到“体制内”去》。专栏作家说：“作为较早抛掉公职的那代人，我突然发觉，最近有办法有能力的朋友们都在纷纷‘回流’到体制内，变身为公家人。一场场的庆祝回流宴上，回归客们一身疲惫，一肚子遗憾，但一脸喜色，羡煞旁人……自己不由悲从中来，如今方晓得谁是国家真正的主人翁。”

  他是过来人，明白转变的意义。对于不少人，一变，大学毕业分配进机关，本来看透“一地鸡毛”，不想再在体制内干耗，毅然决然跳出去，却惊呼上了理想主义的当。于是再变，争相回到体制内，从外人成为“自己人”——据说这是眼下中国最时髦的命运转机。既然如此，年轻一代胸有成竹，起跑线上就选择了“不变应万变”。所以媒体观察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挤进“公家的单位”，与公务员职位同样受到热捧的还有央企及大型国企工作岗位。

  报道分析说，这是社会资源、财富与机遇优先配置所刺激出的反应。20年前，体制外的空间充满活力与机会，大批年轻人纷纷走出体制；20年后，悄然转向的隐形指挥棒开始朝反方向指引。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都是眼下吸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年轻精英争先恐后进入体制内的直接原因。

  温总理的期许和上述体制内外辨析，当然并不直接相关。但两者所映衬出的青年问题，或有某些相似性。今日中国的年轻人，是否太过务实，缺了做大事的雄心，也缺了与之相应的理想主义的高蹈？

  温总理此言，不仅针对年轻人，也是针对体制机制。我们目前有极紧迫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让人不做大官也能做成大事的环境，或者说，一个专心致志不受干扰做大事的环境，甚至，一个并不以大事或大官为指向的个人追求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