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忆边

  我年轻时在老家种地，闲暇时寂寞得慌，便寻思着找来一些文字看。也许那时生活得太单调，或许我过于专注，竟贸然把书本上的平凡文字读出了好多种情感来，好多种色彩来，并深陷其中，继而变狂变野。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认为，凡人都活在两个世界里，除了干活吃饭、睡觉屙屎的现实生活外，还都有一个更为精彩的精神世界。而精神世界虽玄奥绚烂，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但却不具有外形，一般人看不出来，不像肚饿时白蒸馍一样顶饥，也不像天冷时窑洞一样暖和，它只飘逸执拗着灵魂的大旗，拒绝肉体。诗歌的精妙及其神奇魅力即在于此。

  十九岁那年秋天我在村地上看云，时间长了便感觉出一阵阵的空落。地面上玉米茂盛，河水空流，四下里望望，只有我一人站立在一大片暑热里。其实天究竟有多热，我不知道，我只是在人气之外活着，觉出了生命的多余。于是不久我便有了出走的念头。我的家乡是在豫西北地区一个名叫贵屯的村庄，名中有贵，也不见得贵在哪里，县志上也没记载出过什么名人和有影响的事件。村北面八华里是东西走向的太行山，站在村边就能看见里外两三层山的峰顶，呈锯齿状，蓝莹莹的很好看。从老人们那里，我从小就听到过不少有关深山里狼虫虎豹、鬼神以及绿林好汉的传说，尽管刚听到时有些惧怕，但却不乏内心深处的好奇与向往。那里，必定是一个鹰飞草密、山势巍峨、古木参天的好地方。今天，我就要举起十九岁的旗帜和勇武，向太行山里挺进了。我有的是力气，什么也不怕。在那次进山后的二十多天里，我采食过多种熟透的野果，捧喝过草根下流动的泉水，在干净的岩石上静静地读过臧克家的诗，读过艾青、张志民、贺敬之、郭小川的诗，瞭望过老家的沁河、黄河，也曾幻想过更远处的井冈山和延安。亮堂堂的太阳下，有些事情想到极致时我也哭过，呼叫过，但仍觉得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激情喷发的出口，没有一把火能点燃我胸中的柴火。我像是一个没有多少处事经验的人，立刻把一条路走到了尽头。在山里，我最终没能印证乡下老人们的神话传说，也没能改变一点我的肉身，但我敢说，在我最能吃饭的生命阶段我远离过老家的面缸和炊烟，在最能表达的年龄我二十多天没说过一句话，我用山上的野风冷露淬过火，无意间向冥冥中的诗神靠近了一步。

  我曾经多次跟家人和朋友们说过，在写诗的道路上，我曾遇到过对我帮助很大的人，在我眼里，他们都是磨砺之后脱俗脱尘的人，正是他们的热情付出，才使我在苦读的寒夜里看见了真情的佛光，才给了我信念和勇气，让我走得更远。三十多年来，这些我所敬重的诗人有的我见过，有的关系已很熟，有的至今无缘相见。他们依次为辽宁省科学技术委员会陈殿俊，《诗刊》社编辑邹静之、周所同，《焦作日报》编辑刘金忠、张国柱、呼润廷，《焦作文学》编辑张希海，《诗神》编辑刘松林、韩文戈，《星星》诗刊编辑王一兵，《河南日报》编辑高金光，《郑州晚报》编辑邓万鹏，海燕出版社刘育贤，战士诗人李晴法、杨建民等，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焦作市成立的《七月诗社》，可以说在每次定期聚会时，每个年轻的诗歌爱好者的激情发言，都对我有所启发、帮助很大，促使着我一路前行，不敢停下。在日月运行中，在不停歇的流水的声音里，只要爱着诗，我就不再害怕，也不再寂寞。诗于无边的大静中升华我的情感，平衡我的心态，以至于我在田里割麦子或着给庄稼浇水时，都会感到格外高贵或空灵。

  写作诗歌就像一次远游，加入的人很多，却不是人人都能看到最美的风景。途中有半途而废的，有偏离方向的，有急于求成乱了心志的，也有走得扎实但进步不是很快的。总之能够到达目的地的人，我都认作是英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遇到一个在农村长大后到城里做营业员的女孩，名叫蒋小红，那天她拿了一大本抄写得十分工整的诗歌给我看，我感激她对诗歌的热爱和投入，便认真地看了，大体上觉得不错，于是就挑出几篇稍作修改后建议她投给报社试试，果然不久后就见报了，这使她很是震惊和欢喜，写作的劲头更足更大，三天两头便有诗稿送我阅看。那年冬季的一天，天空下着鹅毛大雪，可能是无法骑车，她步行十几里路来找我。只见她头上系着一条大红围巾，刘海和睫毛上落了一些雪，见了我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那时也在城里临时做事，见她对诗歌这样钟情，人也不错，天傍黑时不忍心让她一个女孩子独自回去，就跟她一起踏雪往回送她。路上行人不多，我们说话也不多。忽然她放慢脚步，脸红红地问我：你有朋友没有？因她所说的朋友我当时认为只是指生活中的朋友，就顺口回答：有。她听了便没再言语，我也没有多加解释。这之后不久，我便于匆忙中离开了那个县城，到了另一个地方谋生。时隔一年多之后，我突然收到一封来信，信封上收信人具体地址不是我的，地域名跟姓名却是我的，我想我最终能收到这封信，很可能是我平时信函多，细心的邮递员记住了我，才给我送过来的。这封信便是相距几十公里外的蒋小红寄来的。她给我寄来了6首情诗，一封长达13页的信，信和诗歌都写在方格纸上，一格一字，很工整，无错字。谁知道就是这封信，竟给我带来了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蒋小红在信里说，她刚从成都看病回来，前一段时间她患了精神病，疯了，乱跑，家人看不住她，还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住了一个多月，眼下情绪稍稳，便给我写信，但这封信很可能是她最后一封信。信中还说了一些感激我的话，附了她家乡的村名。看完信后，我不禁扼腕长叹，一个多么聪明伶俐的姑娘啊，正处于人生最诗意的年龄，怎么说病就病成那样子呢？继而我又想，她说的病会是真的吗？这些新寄来的诗歌是她患病以后写出的吗？由于那段时间确实事情太多，我是过了三个多月才去看望她的。当时她家里只有她母亲一人，我向老人家介绍了自己，说明来意后，她的母亲双眼含泪，连声叹息，说没想到小红会突然神经得那样厉害，一会儿看不住，不是跑到村后大河堰上乱嚎乱叫，就是跑到离村十几里的县城，大声呼喊一个叫马忆边的人，她说马忆边做过她的老师，是个好人。听到这里，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向老人提出想见见小红。老人说她一人拿小红实在没办法，已于两个月前凑合着找个人把她嫁出去了。我紧跟着问男的怎么样，干啥的？老人说嫁的那个男人很本分，在家种地的，多少有些秃顶，没有找过媳妇，只是比小红大12岁。我了解到小红这样的情况，心里揣摩她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就更急于想见到她。于是我按照老人所说的村名，骑车二十多里，顺利地找到了小红的婆家。当我走进一座老屋向小红的婆婆问及小红时，话音刚落，只见东面套房里急忙冲出一个女子，这女子穿着内衣，头发直竖，脸色惨白，大声地说着：啊，马老师，马老师，你怎么来了？我定睛一看，正是小红，便急忙迎上前说：我来看看你，我来晚了。小红婆婆看到这种场面，一边呵斥小红坐下来不许乱说话，一边面向我说：你就是马忆边啊，就是小红天天念叨的马老师啊，你说说你是怎样教育小红的，她啥活儿不会干不说，还整天没黑没白地蒙头大睡，嫁来俺家几个月了，连个孩子也怀不上，我就是养只鸡，也会下个蛋哩。小红婆婆的话句句显示出了对小红的种种不满。这时我看见小红坐在一边，低着头，不插话，很不高兴的样子。我只好向小红婆婆说了些安慰的话，说小红先前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她的病只要好好治疗，一定会好起来的。又交代小红要好好对待生活，学会一些养活自己的活计，治好病，调理好自己的精神生活，至于写诗，啥时都可以，并表示永远愿意做她的第一读者。我发现当一提及诗歌，小红的双眼仍旧放出异样的光彩。从小红那里出来，小红欲起身送我，婆婆不让，小红只好站在屋里，目送我离开。回去的路上，我心中翻腾着一幕幕萦怀的往事，感到了人世间潜在的那缕难言的凄凉。蒋小红啊，你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你真的不会再好起来吗？我甚至又想，蒋小红如果不写诗，可能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她爱上了诗歌，也许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其实，在历朝历代的现实生活中，历尽磨难而最终成名的诗人确是被社会所尊重的，尤其是唐朝至今，无论身居官场还是身赴疆场的诗人可以说多若群星，他们或不事权贵，刚正不阿，为民呼号，或走马边塞，骁勇善战，报效国家，留下了赫赫战功和英名，其激昂情怀可昭日月，可鉴山河。“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将会用刺刀杀死我们，还会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一篇篇走在社会前沿、闪耀着浓郁时代气息的诗作，不知影响和召唤了多少热血青年奔赴理想，锻造或催生了多少英雄史诗。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也许正基于此。而一些追名逐利、仕途落魄，困顿草寮的诗人也一样大有人在。今天，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度里，没有硝烟没有枪声，好人和坏人不好区分，但对于诗人来说，却不是没有愤怒。记得当今一位国家领导人说过，公平和正义，可以发出比太阳还要强烈的光辉。他的这句话一定是有感而发的，言外之意也就是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公平和正义实在是太少了。而对于身边一些极不正常的现象，我们也不是不知道，那么，作为激情飞扬的众多的诗人们，有几个用诗人的眼光去观察、去抒写、去吶喊、去暴露生活中的这些丑恶呢？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写过一首诗，名字叫《村长家的新房》，主题是反腐败的，发在《诗刊》1997年7月号上，该诗无论在次序排列还是就篇幅来讲，均不显眼，没想到发表后却受到了北京高校诗评家雷世震先生的好评，被喻为《九十年代诗歌零度创作风格》，发表在《飞天》文学杂志上。在该篇评论文章中，一起被评论的还有诗人忘川的诗作《葡萄藤的触摸》，姚振函的诗作《独语八章》，雷霆的诗作《雕刻自己》，题材均为反腐范畴。我之所以说这些，不是说自己的诗写得如何，只是想说当今诗人中，关注现实生活的诗人的确太少了，忧患意识太淡漠了，那根最敏感的神经仿佛被什么麻醉了，于是责任感和使命感也随之缺失。面对改革开放形势下出现的众多的新事物、新情况，应该说诗人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然而，大量的诗人却没有去捕捉这些鲜活的真实，而是沉迷于自身狭隘的情感里，要死要活的，有的青年女诗人甚至靠下半身写作，迎合了一些不健康的心理需求，显示出了人体本能的低级和无聊。

  从开始写诗到现在，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30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农村长大的孩子，我的父亲母亲平时只顾全力侍弄好自己的庄稼，上上下下没有一点社会关系。我多年以来由于心在诗上，耽误了不少人生方面的实事。这其间为了生存，喂鸡、喂兔、装货车、赶驴车、凿石点炮、赶会买布我都干过，也忍受过很多常人难以忍受的委屈，但我却很少求人。好在一路写作生涯中结交了众多朋友，除了交流思想以外，他们也给了我许多生活上的关照，保住了我诗歌的火焰没有熄灭。现在在我生活的地区，知道我写作的人很多，他们都一致认为我离开老家后混得不错，在世上活出了脸面。尤其是以前的熟人和我的几家亲戚，凡是遇到了烦心事和难办的事，动不动就会跑几十里来城市找我。有让我解决老家宅基地纠纷问题的，有让我给孩子安排工作的，有买了假货商家不退让我出面说理的，有开三轮车来市里卖西瓜被扣车后让去说情讨要的。就在一个多月前，还有一个40多年前的小学女同学跑来找我，说她的男人办企业挣了钱，偷偷找了一个小老婆，现在非要跟她离婚，撇下两个孩子也不管了，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非让我写篇文章在报纸上狠狠骂她男人一顿。我知道，凡是来找我办事的人，都是对我性情比较了解的人，他们是从内心深处把我认作了法院的法官和政府官员，甚至把我认作了正义的代言人。我想，这些也应该是诗歌要表达的内容。

  （本文图片为本报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