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党龄有多长，我真的没有细究过，只知道父亲是老党员。直到父亲前年去世之后，我才在相关资料里了解到：父亲生于1923年，1947年入伍，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八十岁之后，耳已有点背，但视力还好，牙齿则齐刷刷的一排，几乎没有损缺。时有老同志来家小坐叙旧，父亲总会跟他们聊起朋友们的近况，说起某某老战友在外县刚去世了几个月，说起某某老同志中风还在住院，说起某某老同志刚找了个老伴照顾生活……

  父亲一提即这些老战友老同志总是滔滔不绝，他们都曾在他排里、连里、营里当过兵，换句话说，父亲当过排长、连长、副营长。有点文化的战友提到县里，甚至去了地区工作，父亲会很高兴的祝贺，多数不识字，没提，父亲就常爱说：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嘛，人健在比什么都强。

  与老同志聊天，说着说着父亲就说到了打游击，有时父亲甚至会卷起裤管抚摸着腿上留下的弹眼回忆一通。对于父亲的军旅情结我最能理解，他十八岁放牛放羊做长工，就在替游击队通风报信兼当地下通讯员。24岁那年，父亲由堂兄带出去，投奔了闽浙赣游击队老总“陈牯佬”（陈桂芳），成为一名拿枪的正式游击队员。

  父亲参加游击队后，凡事喜欢打头阵抢先。1949年5月，闽北松溪县解放，父亲就已是武装驻军县大队的班长，因表现出色，次年又提到排长，1951年7月已提拔到建阳县驻军的连长。我从父亲从军参加革命后短短四年时间里的连升两级，可以看出父亲当年的进取向上和满腔热情。

  1953年，父亲7月父亲转业到福州市，在省农业厅勘测队工作，他的老上级叶枫顺是松溪县的首任县长，念及老部下的旧情，就再三捎信要父亲回松溪做事。父亲倒是个恋乡之人，1958年，父亲辞职还乡了，先是在伐木场当场长若干年，然后又调回县城，担任森工局领导。文革时，父亲被作为走资派斗得很狠，那时恰逢他胃做手术，刚刚拆线，就被抓起来戴高帽游街，一天要开数场斗争大会。夜间开批斗会，一个巨大的松香火把搁在父亲面前熏烤，已令他欲要窒息，脖子上还要吊一个沉重的大木牌，红卫兵嫌不够重，还要再加码几块砖头，铁丝很细，一直深陷到父亲脖子的骨头上，鲜血淋漓……

  父亲提及这段文革冤案时，一直都没有搞清楚，自己是穷苦出身的军人，怎么会跟走资派沾上边的呢。幸好父亲还是逃过了那场灾难，并且得到上级党委的及时平反和任用。

  1984年父亲离休，他仍然十分关注时事，喜欢每天看报，他对世故万象变迁时有感慨，尤其感叹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父亲始终坚信、感念共产党，拥有近六十年党龄的他，几乎整个生命都是与党维系在一起的。面对无以抗拒的生命衰老，父亲很豁达，他曾说，老战友大都走在前面，下一个该是轮我去马克思那儿报到了。2009年9月，父亲因中风医治无效去世，享年八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