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一位名叫穆青的新华社记者和他的同事来到了兰考。翌年春天,一篇题为《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长篇人物通讯发表于《人民日报》,同时见报的还有一篇著名社论——《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学习》。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这篇通讯,当时的著名播音员齐越数次泣不成声。

  一个人擦亮一座城。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著名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传奇之处在于,他在兰考只有一年零四个月就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却把“县委书记”还原为“人民公仆”,将公仆本色诠释得淋漓尽致。在穆青的名篇中,这样的证据比比皆是——

  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许多逃荒的灾民扶老携幼拥挤在候车室里。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

  1964年春天,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重了。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

  作为那个火热年代的“典型人物”,“焦裕禄”被赋予了太多的符号意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精神,“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大无畏精神……当然,还有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清官情结”。

  随着时代的开放与时间的流逝,那个年代强加于“典型人物”身上的“神话”被渐渐冲刷掉,而还原为更真实的人性。比如,穆青文章中那个著名的细节——“他死后,人们在他病床的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被焦裕禄的亲友证明“没有这样的事”。

  被还原了的人性更加朴质感人,中国人对焦裕禄的感情依旧浓郁。据统计,45年来,前来祭扫焦裕禄烈士墓、参观焦裕禄事迹展的各地群众高达1800万人次。

  是什么令焦裕禄这面旗帜在历史上空飘扬了半个世纪？时代不同,“好官”的标准也不同,新中国诞生后,干部任用更重视“红”,批判“白专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四化建设百废待兴,一大批“经济能人”得到选拔重用。如今,“科学发展观”成为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尽管干部评价标准多次更替,但每当政府清明吏治的时候,焦裕禄和兰考都会被再度提起。无论是“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公仆精神,还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时代强音,焦裕禄释放出的精神实质历久弥新。

  多年以后,长篇通讯作者之一、新华社记者陈健想要写一篇“从人道主义角度看焦裕禄”的文章。她说:“新华社把他定格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里,焦聚不准。他到兰考是救群众于水火,解干部于倒悬,他是典型的人道主义者,要是从这个角度诠释焦裕禄更会具有久远的历史价值。直到现在,我每每翻阅这篇通讯时,依然是止不住热泪,因为它实质上写的是人性、是人道主义精神。这也是这篇通讯的真正魅力所在。”

  南 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