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嘉禾

  （上接T77版）二是粮食局在部分单位实行新标准后，基层意见很大，张重同志让仍按原标准执行，这占35% 。三是张重同志提出井下工班中餐由带红薯改带馍，实行粮食补贴以及幼儿园补贴等，这占8%。问题查出后，张重同志就“浪费”粮食问题在小会、大会上多次作检讨，他说，焦作是矿区，重体力工人多，条件特殊，把群众饥饿程度看得过重，对省委指示没有认真贯彻等，请求上级处分。按说，当时违反粮食政策，数量又大，且属有令不行，错误是够严重的，但省委并未议处。原因是接着某地区被揭露大量饿死人问题，惊动了中央，铸成“某某事件”。如果那个地区的领导人对群众体恤宽厚、留足口粮，而不是刮光群众瓮底，博取缴粮先进的荣誉，就不会出这个事件了。因这个缘故，张重同志免了一难，真是佩服张重同志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勇气。

  1963年调整工资，省按人升一级下达指标。组织、人事部门测算指标用不完，汇报市委。张重同志说，工资多年没调了，指标要“花好，花了”。据此，少数级别高的调一级，少数级别低的调三级，多数调二级。此次调资后人均月工资为60.48元，人均增加3.98元，增长7.4%。后来，省里发现焦作走板，但木已成舟，批评了事。

  （五） 张重同志对自己要求很严，从不搞特殊化。冶金下马，一些设备贱价处理，有人问他及家人是否买些，他及家人都说不要。后来，省里查处此事，张重同志为大家说情，补钱了事。吃粮困难时期，机关个别小伙要了些补助粮，市委机关司务长想为小伙要补助，张重同志不许，说：“我们多吃，能号召大家节约吗？”詹（詹店）东（东观）路开通后的一个秋天，焦作火车站的领导邀请市委领导参观铁路上山及大型拱桥工程，市委领导也有意趁机参观山西省晋城县的手工业。焦作火车站备了个火车头，挂了节车厢，由站长陪同，载市委4位领导加我和秘书前往晋城。在晋豫交界处的丹河大桥停车参观后，火车开往晋城县。回来时，晋城有关同志悄悄往火车上装了几只篓。回来打开一看，篓里面装的是山西陈醋、柿饼、核桃等土特产，都是不容易买的稀缺食物。有领导说既然是送给我们的，那就分了吧。我报告张重同志，他说他什么都不要。后来这些东西被交给司务长定价，在大伙房让大家买，收入贴补机关的伙食。1961年春节前，博爱县委办公室送来两麻袋柿饼，说是山区特产，送给领导尝尝。我将此事汇报给张重同志，他批评我不该擅自收礼，让我派车立即送还。20世纪70年代末，我陪张重同志到北京出差，住在民族饭店。该饭店的小卖部卖有大暖水瓶，他嫌机关的暖水瓶小，要买一只带回办公室用。我说让总务上再加一只不就行了，他说不能多占。后来，省委决定让他任平顶山市委书记，出于同样的理由，从焦作赴任时，他自己买了两只暖水瓶带走了。

  张重同志不摆架子，平易近人，总是谨慎、拼命地工作。省委决定将修武、博爱划归焦作，开始他不接受，多次谈及对农村工作不熟悉，没有经验，搞不好会使农业受损失，责任重大。两县划归焦作后，他在工作上常请教原县委领导。保人保畜期间，他更是忧心如焚，起早贪黑地出入乡村了解民情，吃饭时进大食堂和村民同食，与农民保持零距离。一天，博爱某村死了一匹马，肉被群众分了，剩下的马皮厨师刮掉毛放在锅里煮了，准备中午给大家改善生活。张重同志对秘书说：“我们去别的村吧，人家改善生活，我们不凑热闹了。” 跟随张重同志多年的秘书回忆，张重同志不开会就下基层，从不在办公室闲坐；下厂下乡从不预先通知，用餐人家吃啥他吃啥，吃罢付钱和粮票；在宾馆陪客用餐，每月清算一次饭钱、粮票；下去不光见领导，也见工人，还看望劳模，因此，他与许多劳模很熟。 办公室写作班子的任务之一是为书记们起草讲话稿，而张重同志总是自写提纲，然后讲话。我曾请教他讲话为啥不用办公室工作人员写的稿，他说自己脑子加工出来的讲话主题鲜明、措施系统、有逻辑性，拿别人写的稿子讲起来“魂不附体”。张重同志的见解入木三分。由此可以看到他勤恳、务实、求精的工作态度。 政治运动频繁的年代，张重同志是“低音符，慢半拍”。他来焦作时整风开始，接着是“反右”。他对“右派”条件卡得很严，我估算被他筛掉的有20%左右。1959年开始每年改正一次，他要求统战部卡住指标上线，并要安置好。“大跃进”开始后，不少单位在工人中评比“红旗”、“白旗”。1958年6月的一次市委常委会上，张重同志提出今后不要再评“白旗”了，说那会伤害感情。1959年反“右倾”运动，对“严重右倾”的人进行处分时，有人提出处理太轻，张重同志以“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为理由，不同意给重处分。

  1961年6月，市委成立了甄别处理小组，根据省委指示，由张重同志督导，对当时反“右倾”、拔“白旗”、整风整社、反贪污、补划“右派”及受到批判处理的干部、工人、学生、社员，逐一进行了甄别复议。对绝大多数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都进行了平反；造成生活困难的，给予经济补助；属倾向性的问题被批判处理的都“一风吹”。这项工作进行了一年多，偿还了一大批人的政治债。张重同志在听取甄别处理小组总结汇报后说，这笔政治债不还，他负疚、有愧，心中难安。

  （六） “文革”期间，张重同志受到“四人帮”的诬陷迫害，被关进“牛棚”，受到了非人待遇。一是人身受侮辱，精神遭折磨。以莫须有的罪名，无休止地被批斗；挂上10多公斤重的大黑板，上顶颌下过膝，迈步艰难，脖子被铁丝勒出血印，还屡遭打骂；潮湿的夏天，只准睡地板。“四人帮”的爪牙还派“卧底”与他同住一室，监视张重同志的一举一动，躺下睁眼合眼、呼吸紧慢都要记录，上厕所也要跟着，手纸也要捞起检查，以收集罪行。二是惩罚性的苦役，不问力气是否能及，干重活，多干活。在农场收秋种麦，张重同志在战争年代负伤致残的胳膊累得红肿、疼痛，晚上难以入睡，端不起饭碗。更可恶的是让他在麦茬地撒粪，上晒太阳，脚踹泥，锹沾麦秸，又费力又难撒开，连续干4个小时也不让歇。三是伙食很差。劳动繁重，每天只准吃7分钱菜，一天三顿清水煮白萝卜叶，个个精疲力竭。四是环境恶劣。张重同志 等12个“黑帮”挤在12块预制板做顶棚的通铺房里，以天花板为界，每人占50厘米宽，只能侧身睡，常常因拥挤难以安眠。当时虫害盛行，一天，张重同志摸了几个臭虫，揭开枕套一看，竟是个臭虫窝，抖到地上有几百只，几个人帮着踩，血糊糊一片。 “黑帮”后期有幸，换了“监管”，是书记楼的工作人员尚青兰同志。他同情“黑帮”，尤其关照张重同志。他办事缜密，不露声色，把“卧底”调到另一间房，解除了对张重同志的监视。他以轻装为名，把张重同志戴的10多公斤重的大黑板及别的“黑帮”的“铭牌”换成纸箱板，减轻了肉体摧残。他同意三人联保去附近买吃的，以增加其营养。同在农场劳动的学生要批斗以张重为首的“黑帮”，经他说服作罢。甘做监视工作的那个“卧底”每天向监管人交揭发记录，惹了众怒，在小尚同志的主持下，全体“黑帮”开会斗争了他。 在批斗会上，有些被斗对象玩金蝉脱壳计，说他们的反动言论贩自书记张重。张重同志从不分辩，一概承认，表现了一个领导的非凡气度。 张重同志的家属受到株连，子女受到歧视，都被赶出市委家属院。张重同志全家六口人被安置到某工厂家属区仅16平方米的房子里。

  1975年上半年，我俩先后被分配到新建的河南省济源工区工作。1977年5月，济源工区撤销，张重同志顺理成章地在河南炼油厂“落户”。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下半年，河南省委调张重同志赴鹤壁搞“揭批查”，并代理市委书记。1979年2月，张重同志调到平顶山任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1982年3月中旬在省里开会，张重同志因心脏病发作，回到家里休息。28日晨，张重同志带病坐10个小时的车赶回平顶山，下车就和几位副书记谈工作。29日上午，张重服镇痛药坚持工作，下午主持召开了4个多小时市委常委会。饭后，他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党小组生活会，开完会已是晚上8时多，秘书又送来市委常委会议纪要请他审阅。心脏不好加上劳累，他强立桌旁，支撑身体，一只手握笔，一只手按胸，改完文件又口授道：“我们是集体领导，要体现集体领导精神，行文中不要张重如何如何说，应该是市委意见如何如何。”话刚落音，他就倒在了椅子上…… 那天晚上10时，平顶山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我打电话说：“张重同志病重，望速来。”挂了电话，我立即出发。车行到许昌南时大雾，冲开晨雾进入平顶山市委大院，张重同志已闭上了慈祥的眼睛…… 揭开尘封的往事，想起张重同志为人、做事，我抑制不住对他离去的悲伤……写这篇回忆文章纪念他、告慰他，以弥补我感情上的伤痕。 (注：南嘉禾同志曾任中共焦作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代主任、党组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