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一版②）生生把土匪头目死死按在地上，俘虏了他。随后，他又在乌江、江油等地剿匪，参加大小战斗无数，直至1958年就地转业到四川省美姑县任教养院副院长（主持全面工作，属人武干部）。在他转战豫、鲁、冀、晋、川等省的战斗中，一共负伤17处，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而他也在四川的一次剿匪中，解放了他爱人的家乡。经人介绍，“美人爱英雄”，他幸福地娶了“川妹子”。

  听着老人的讲述，看着老人激动的样子，他的家人告诉记者，老人家常念叨的是“能和人讲讲战斗的故事，很来劲也很幸福”！

  “简政时主动报名回乡务农，不后悔！”

  在大跃进、左倾冒进那个特殊年代，他与许多人一样也未能幸免挨整。他清楚地记得，1958年秋天的一天，他突然被押到美姑县会议室，主持人当场宣布他思想右倾等，一个个莫须有的罪名宣布完后，他被当场关进牛棚，被打成右派分子，受到撤职、降级、留党察看等处分。从此，他白天上山伐木，晚上在牛棚学习改造，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此时，被关进牛棚的他与家人失去了联系，爱人因他受到牵连，被单位开除。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没有生活来源的一家人在他爱人的带领下只好乞讨街头，勉强度日。直到1961年，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他才被释放出来，但当时的决定是不予平反。

  1962年，全国实行简政，为响应党的号召，他第一个报了名，要求回乡务农。由于路费有限，一家人相依为命，风餐露宿，一路或步行或搭运货马车，从遥远的四川回到了阔别17年的家乡——南张村。回到家乡，他身无分文。这时的李高运本可以拿着军功章、介绍信到当地人武、民政部门请求照顾一下，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乡亲们的帮助下盖起了一间茅草屋，从此开始了艰苦的生活。

  当时村里很穷，天天搞运动，看不下去的他主动与部分村民一起偷偷搞起了生产。他也渐渐地在村中有了威望，1964年被选为村贫协主任，后又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干就是14年，直到1978年。这中间，他带领村民发展生产，稳定村民思想，成为当时远近闻名的稳定村和工分分值较高的村。每年过大年，该村从来不缺大戏。

  前些时候，四川的一位战友来看望他，看到他生活窘境，说他不回来起码也能享受县级干部待遇，可他说：“简政时是我主动报名回乡务农的，不后悔！”

  “每年八一有领导来看看，很满足！”

  一听说记者要来采访，老人激动了半天。原定上午的采访由于记者临时有事被迫推迟到下午，没想到老人硬是在村里的马路上等了记者一个上午。

  记者在采访中有意谈老人目前的待遇，每次话题转到这上面，老人都闭口不谈，并很快转移话题。据了解，老人属于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工作。老人在四川的冤案直到上世纪80年代在他家人的要求下，才由四川省美姑县委、县政府专门发文予以平反。对于待遇，老人从来没有主动要求过，直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他的家人才从报纸上获悉国家对抗日军人有照顾政策，他才在家人的一再请求下，托人给四川省美姑县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从此，老人每月都能收到从美姑县邮寄过来的300多元生活费。老人告诉记者，这几年，焦作新区组织、民政等部门每年都要专程到家里看望他三四次，并每月给他300多元补贴，加在一起，他如今每月有700多元的生活补助，他感到很知足。

  说起老人的事，该村许多村民告诉记者，老人几十年义务打扫村里的主要道路，还义务承包了村中两个公厕和村委会大院的清扫任务。四川汶川地震，他一下子就捐献了200元。他说，他曾经在那里打过土匪。

  记者了解到，老人家里并不富裕。虽有5个孩子，但大部分务农，由于家境不富裕，有的年龄很大了还没有娶媳妇。更让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的是，他最小的孩子、20多岁的女儿长年有病，每月的医疗费让这个家庭不堪负重。老人这几年的身体也不行了，加上爱人的医疗费，一家人每月的医疗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记者采访就要结束的时候，无意间问道：“你有啥需要给你呼吁的没有？”老人用他那短促的声调说：“每年有领导来看看就很满足了。”

  记者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他的1958年由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签署的《革命军人证明书》，上书：“李高运同志系一九四五年七月参加我军。”

  记者走出老人的家，深为这样一个知足老人的情怀所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