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先烈程毅是我的外祖父，原名程秀申，字翘轩，修武县城内人，生于清光绪九年春天。

  外祖父16岁那年家里双喜临门：一是外祖母生下了我母亲，二是他考上了秀才。

  后来外祖父就读于河朔法政学堂和河南高等学堂，当时八国联军在北京大肆烧杀抢掠，清政府软弱无能，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为了寻求救国的道路，外祖父愤而辍学，准备与同乡举人王印川到日本留学，因被家人阻止未能成行。1906年3月初，他趁县城庙会之机，悄悄离家去了天津，考入北五省师范学校。在那里，他认识了革命党人胡瑛。后来，他抵沪，入中国公学，改名程毅，以示将革命进行到底之坚毅决心。他与革命党人谭心休、于右任、秋瑾、杨卓林来往密切。 

  秋瑾被举为绍兴大通学堂督办后，与徐锡麟等光复会领导成员相约1907年5月、6月在浙江、安徽、江苏等省起义。此时，外祖父应秋瑾之聘，担任绍兴大通学堂学监兼体育教员。他协助秋瑾召集浙江各会党首领到绍兴议事，并安排他们在体育会学习军事，前后有100余人。秋瑾对他非常信任，遇事必与其商榷。他作为秋瑾的革命战友和得力助手，多次参加在秋瑾家中召开的秘密会议。

  秋瑾与徐锡麟组织的反清起义因日期改变而泄密，徐锡麟等人只好提前起义，于安庆杀死安徽巡抚恩铭。清政府震动，大索党人，徐锡麟被捕后壮烈牺牲。秋瑾闻讯悲痛欲绝，仍拟单独在浙举事。6月3日，清兵逼近绍兴，秋瑾在外祖父的协助下焚烧文件、销毁名单、埋藏枪支弹药、疏散转移师生。清兵包围绍兴大通学堂后，秋瑾被叛徒缠住。外祖父则率领学生与清兵激战，终因寡不敌众，与秋瑾等人被捕。秋瑾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后慷慨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

  清政府为了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对外祖父严刑拷打。刽子手用烧红的铁铲烙遍他的身体，以致皮开肉绽，又让他跪在烧红的火链上以致皮肉焦黑，其状惨不忍睹，外祖父屡屡绝而复苏，共被审讯17次，没有供出光复会的一件事、一个人。

  外祖父获秋瑾牺牲的消息后，仿河南民间《哭五更》曲调，填词写《五哭秋瑾》诗词，词极悲壮，曲亦凄凉，不分昼夜且歌且泣，眼皆出血，闻者无不泪下。后来名人志士联合营救外祖父，清政府获悉后，遂将外祖父毒死于狱中。辛亥革命成功后，友人将外祖父的遗体运往修武老家安葬，并资助我母亲程燕珠到开封读书。

  外祖父牺牲后，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给予他很高的评价。1908年11月12日，河南省留日学生同盟会成员在日本东京创办的革命刊物《河南》第八期上载有《烈士程毅小传》。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亲自为他作传，写下了“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程毅有焉”的赞语。1912年，秋瑾烈士的好友徐自华、吴芝英在杭州西湖西冷桥畔营造秋瑾烈士墓，并建“鉴湖秋社祠”，以外祖父附祀秋瑾烈士灵位之侧。1966年春天，母亲给吴玉章同志写信，将外祖父的有关材料寄去。吴老后来回信说，他已把程毅的材料转交给中国革命博物馆。1978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让她的秘书与有关单位联系，把母亲的户口迁到新乡师范学院（现河南师范大学），让母亲安度晚年。

  1986年，在纪念辛亥革命75周年时，母亲写了一篇《追忆先父程毅》的文章，还在修武县放映《秋瑾》电影之前讲了话。同年10月，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给外祖父程毅题词：“辛亥革命先烈程毅不朽。”几个大字，这是对外祖父的最高评价。

  1993年我母亲去世。原来我们姊妹八个，如今只剩下孙桂枝、孙桂清和我三人。

  在辛亥革命100周年到来之际，在市、县两级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经过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决定给外祖父建造一座半身塑像矗立在修武县宁城公园，并镌刻杨成武的亲笔题词。为此，我代表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全体成员表示深深的谢意。

  作为革命先烈的后代，我们要铭记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要特别珍惜。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子女，让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扬先烈的革命精神，继承先烈的革命意志，与时俱进、艰苦奋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拓进取、拼搏创新，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以此告慰外祖父的在天之灵，让逝者含笑九泉。

  焦作十八中退休教师 孙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