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凡是女孩子喜欢玩的跳皮筋、踢毽子、抓拐、扔沙包我都不喜欢，我也不喜欢男孩子那种疯跑、那种野蛮。只是静静地立在一角，去看那些奔跑的蚂蚁，亦或看那些蓬勃的青草，偶尔一声婉转的鸟啼会闯进我隐秘的世界，像是夏晨含着朝露的空气一样清新。

  上初二那年，我们班换了一位语文老师。那是早上第二节课，班主任把他领进教室，说他是从焦作一中调过来的，介绍完后就走了。语文老师先自我介绍，然后开始给我们讲课。他很年轻、清瘦、白皙，儒雅而且讲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声音细细的很好听，课也讲得生动有特色。我听得特起劲，全神贯注，唯恐一不留神漏掉一句话或一个字什么的，所以我坐的姿势最端正。老师布置完作业后，就走下讲台，当走到我身边时他把我盖在书上的文具盒挪开，看了看我的名字，然后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脸热辣辣的，连耳朵跟都红了。

  每天早读时他都提前到校给我们讲诗歌，讲唐诗宋词，讲诗经，每天只教我们一首，要求我们背会。当时我很崇拜他，崇拜他知识渊博，崇拜他风华正茂。但那时我的确不会写诗，我认为诗是高雅的人、神圣的人才能写出，我只有欣赏的份、阅读的份了。因为喜欢老师，所以我语文学得特别好，那时还偷偷想过长大后就嫁给语文老师。谁知一年后语文老师就和学校一位女老师结婚了。他休了一周婚假，那天上自习课我们班男生李卫奇说语文老师这会正在家玩“糨糊”呢。 我感觉他是在侮辱老师，便狠狠地瞪他一眼，骂他真“下流！”在我眼里老师是无比神圣的，像神一样的。我想那一周我一定是失魂落魄的、一定是神不守舍的。

  高中毕业后就进入工厂，偶尔一次在大街上，在那么多的人头攒动中我竟一眼认出了他，他还是那么年轻潇洒，亲切地询问我的情况。他说：“你文字功底那么好，怎么不往报社投稿呢？你看人家乔叶多用劲！”当时乔叶的青春美文在《焦作日报》上接连发表，很火，成了小城名人。从那以后我就在工作之余写些小文章、小感悟。那天我在单位用记录本的背面用铅笔写了一篇短文《请留一分距离给我》，诚惶诚恐地送到报社交给编辑，然后头都不敢抬一下就走了。等过了两天，突然在报纸上看见了我的名字，这一惊喜让我欣喜若狂，让我兴奋不已。于是又写了篇散文《请留一分恋情给婚后》送往报社，当时是下午４时，副刊部办公室的门关着，我轻轻敲了两下，见没动静，便扭头就走，谁知刚走出几步，就听见开门的声音，一位中年男子走了出来，叫住我：“是你敲的门吗？”我怯怯地说；“是。”他热情地将我让进办公室，接过了我递给他的稿子，只瞟了一眼就兴奋地说：“你就是马跃？”我“哦”了一声，眼睛盯着脚尖，手极不自然地摆弄着长辫梢。他显然很兴奋，言语中带着激动：“你的字写得那么好，我不认识你的人时就先认识了你的字。”我一惊，抬头瞟了他一眼后迅疾低下了头，他解释说，我的第一篇文章是他编辑的,所以他认识我的字。他见我很怕生，便搬了把椅子让我坐。那天他很热情，说了很多话，他说我的文字很美，很有灵性，还说编辑遇到一篇好文章都会眼睛一亮的。后来我就更勤奋写作了，再去送稿时也没那么胆怯了，偶尔还敢和他对坐，还敢看着他的眼睛说话。渐渐我们由生到熟了，我才知道他是一个诗人，一个在全国大报上发表过作品、很有影响的一位大诗人。他曾一个人沿着黄河远足，还在黄河边的一座土山上挖了一口窑洞，那时他除了吃饭和睡觉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写诗歌上。他太专注了，一直将厚厚的诗稿写过了他的身高。有一天我一口气写了十几首顺口溜带给他看，他没有鄙视我，而是很认真地把每一首诗都看了，并称我的信口涂鸦是作品，还鼓励我好好写。其实，那时我根本不会写诗，只会写些自己亲身体验过的有感觉的生活小品文而已。是他带我走向一条诗歌的道路，是他领我去寻找诗歌的神庙，从此我就走在一条朝圣的路上了，他更换了我的名字，指明了我的方向，带我沿着黄河远足、看过红叶，穿行过黑夜的墓地，在狂风暴雨雷电中寻找灵感，那时他讲的诗真好比情话好上万倍。他关注着我一点一滴的进步，在诗歌的道路上他是我的灵魂，他的博学、宽厚、仁爱，和热爱生活的天性一直是我的镜子。在他的鼓励下我竟然敢给《诗神》投稿，那是1996年，我的第一首诗歌《山沟里的红草霉》竟然发表了，虽然是发在《诗神》最不显眼的地方，但也的确激发了我写诗的激情。那时《诗神》的编辑是著名诗人刘松林老师，他还给我寄来了长长的信，他说我很执著，鼓励我朝着诗歌的道路勇往直前。

  苦难总会过去，而生命也会过去，我只有一次的生命是如此渴望它始终地火旺葱茏。“我庆幸遇到你，这就足够了。”我坚信只要不断地朝前走去，就能把天边的彩霞搂在怀里。2002年我的诗歌《别·外一首》在《诗刊》上发表，当时高兴极了，一位老师说我是鲤鱼跳龙门了。因为这次是林莽老师编发的，他也写了长信鼓励我。还有《诗刊》社的朱先树老师，十几年来，每到过年他都给我写一封信，嘱我好好写诗歌，守住就是一切。还有周所同老师、李小雨老师、杨志学老师、叶延滨老师等都经常给我写信或来电话鼓励。后来，我的诗歌接连不断地在《诗刊》刊登，同时在全国诗歌大赛中屡次获大奖。

  直到2007年，我的诗被青春诗会选中，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当时很害怕，因为河南就我一个人。所以我很犹豫去还是不去，不过我感觉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了，一向胆小怕事的我竟然对爱人说：“如果不让去，我们就离婚。”其实爱人是一直很支持我的，只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出远门罢了。

  一个老家在河南的《诗刊》社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热情鼓励我说“没事，我去车站接你”。

  青春诗会是我终生难忘的，当我坐上火车的那一刻起，远在北京的老师就一直不断给我发信息，使我这十几个小时的孤独之旅烟消云散了。次日7时许我到了北京，车一进站，我要下车时就听见老师喊我，我的眼睛立即涌满了泪水，我像看到了亲人。然后他帮我拿着行李，帮我挤公交，把我带到他家，给我热鲜奶喝，拿面包吃，当时我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走在首都北京的中心、走在天安门前，我一直昂首挺胸，一点也不感觉陌生，很有自豪感。其实来北京是我一生的梦想，这次是借青春诗会的东风了。

  好多年都过去了，我和他们（我生命中遇到的每一个恩师）一直鱼雁不绝，如潮汐一样守时，每每写出新诗我就最先让他们看，我们为每一首好诗的诞生而欢呼雀跃。兄弟姐妹之间疏于音信的比比皆是，就算是情人，十几年也难保持这样的耐心与热忱。而我一直很幸运有那么多爱我的人陪我一起走在诗歌的路上，也就是走在朝圣的路上，所以我一生都不会孤单。

  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爱过后，所有的一切必将化为灰烬，化为时间的土壤。一切光华四射，一切又忧心如焚。然而只有此刻才能写出那些长诗，才能写出《清歌断肠》。谁都不能逃离岁月的风化、时间之矢的射穿，唯有诗歌可以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