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中国人就不提倡打官司，诉讼双方如能私下和解，固然最好。对簿公堂，被看成极不体面的事，这就是所谓的息讼传统。息讼是儒家的至高理想，也受到历代朝廷的尊崇，从官方到民间，都力图实现这个美好理想。不过宋朝之后，社会结构较隋唐发生了很大转变，随之而来，民间社会也一改往日息事宁人的息讼态度，好讼、健讼成为宋朝人的习惯作风。

  宋朝已有人注意到本朝人好打官司的特点。曾做过地方官的袁采，在所著《袁氏世范》中，提到本朝人兄弟分田，常为田间的草根竹木斤斤计较，兴讼连年。地方官袁采不理解民间为何如此好讼，事实上，宋朝的地方官整日都会接到大量的诉讼案件需要处理，案件实在太多，让官员们头疼不已。

  宋朝人好讼的风气几乎覆盖了全国。在当时的东南福建地区，《宋史》称“土地迫狭，生籍繁多，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浸贵，故多田讼”，地狭人多，自然会争田兴讼。而经济较发达的江西、浙江一带，不仅有专门教人打官司的讼学，还流传大量传授诉讼技巧的书籍。据《宋史》记载，山东“登、莱、高密负海之北，楚商兼凑，民性愎戾而好讼斗”，而安徽、陕西、四川等地，也是“民性愎戾而好讼斗”。修《宋史》的元朝人不理解这样的变化，只好以地气使然、民气如此来解释。

  宋朝人好打官司，亲属间也不例外。除兄弟分田兴讼外，大家族中各房之间争地争产也会到衙门，诉诸官员。宋人留下的文献中，父子互讼、兄弟相争、子告母、叔告侄，邻里为争产的小事，也要大起诉讼。不光平民，僧俗、僧道之间，也常因争夺土地、田产、山林等资产，相持不下，互不退让，最后至公堂。士人胥吏与百姓争财，商铺小贩之间夺利，动辄就要告诸衙门，请地方官裁决。轻利重义的说教，亲亲不讼的美德，一下彷佛消失得无影无踪。

  与好讼的风气相伴，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专门研究官司的讼学。据《袁州府志》记载，当时“编户之内，学讼成风；乡校之中，校律为业”。而以好讼闻名的江西州县，“有号为教书夫子者，聚集儿童，授以非圣之书，有如四字杂言，各类非一，方言俚鄙皆词诉语”。

  除了公开招收学生，传授诉讼技巧的讼学，还出现教人如何打赢官司的书，如以人名命名的《邓思贤》。此书内容“皆讼牒法”，按书中所说，若想赢得官司，“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误不可得，则求其罪以劫之”，想赢得官司，要先去告状，告不倒就诬陷栽赃，诬陷不了，就要搜集对方把柄，以便要挟，最终将其扳倒。

  宋朝人好打官司的习气，时代风气使然的解释并不彻底，以家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慢慢被商业性的市民社会所取代，这才是宋人好讼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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