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回放：10月19日本报刊发了上篇《斩断政府资金腐败链条》，主要内容：综合性预算将政府所有资金“看在眼里”，参与式预算“赶走了不良企图”，平台化决策取代“资金个人化配置”，财政大监督“由虚变实”，科技“武器”促成“阳光财政”。10月26日本报刊发了中篇《解决“重点”腐败》，主要内容：财政改革能否预防“小金库”腐败，财政改革能否预防“工程建设类”腐败，财政改革能否预防“三公”腐败，财政改革能否预防“财政腐败”。

  下篇：防腐治本真理

  经过半个月在焦作的连续采访，财改防腐的“事实”已经展现在上面两大篇文章的内容中了。“事实”已经给出了结论：财政改革可有效预防腐败，财政改革可有效解决财政腐败，并且“财改＋防腐”更新了财政部门、反腐部门乃至各界的原有认识。

  但采访只是进行了一半，另一半则是：财改防腐的“真理”。

  财改防腐的初认识

  焦作的本土精英们怎么看财改防腐呢？

  焦作市监察局副局长丁冬至说，现在腐败的手法和形式多种多样、千变万化，纪检部门不能在情急之下患上执政能力低下的反腐急躁症。有这样一种现象，出了几个大案，就针对这几个大案出台什么样的制度，反而让腐败牵着制度的鼻子走。“那天我看了一个资料，省以上的规章制度有2000多项，但是为什么腐败现象还是屡禁不止、治不住呢？就是这些制度从根本上制约不了，还缺少一种深层研究的东西，缺少治本性的制度。防腐靠治本的制度。”

  对于财改防腐，丁冬至说：“财政改革势在必行，必须走这一条路，起码对遏制当前的腐败绝对起到作用，这个没有什么说（争论）的。”

  焦作市委党校副书记杨家卿教授表示，财政改革对于预防官员的财务腐败，是最有效的一个形式。财改防腐“是一种有效的形式，在目前的制度下我认为它是有效形式。但是这里面关键是看有没有落实，像‘三公’一样，能不能做到真正公开、真正公平，让老百姓都知道，让全社会都监督”。

  所以，财改防腐的效用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杨家卿最后强调，财改只是有效防腐的方式之一，从根本上解决“还是要靠民主”。

  焦作市审计局副局长范景致认为，预防腐败，光高度警惕不行，光喊口号不行，必须有现实性的、有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我感到焦作财政管理的创新，以财政管理措施的实施来防止腐败，这是在当前的条件下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更具有实质性的效果，是现实性的防腐捷径。”

  当然，财改防腐也有其客观空间。焦作市财政局非税局局长王雪峰说：“只能说使用财政资金这块的腐败现象，如果使用焦作的财政改革模式的话基本上可以杜绝了。但是使用财政资金之外的这些你没有办法控制。”

  总之，财政改革似乎只是一种防腐工具。这应该是记者和绝大多数人的初认识。

  财改防腐的工具论与根本论

  如果财政改革只是一种防腐工具的话，它只能解决一些腐败事件，不能杜绝某类腐败现象。可是，很多类腐败在焦作已经基本被根除，比如贪污财政资金问题。

  工具只能解决问题，怎么又能根除问题呢？焦作财政改革不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根本”？

  这样的问题便一直在记者脑海里打架。

  从理性的角度剖析，治本防腐其实可以分解为四个要素：一是从上层建筑层面解决，比如学界提出的政改防腐说、体改防腐说。二是从多元力量上解决，比如社会监督说，引入民众的力量。三是从物质基础上解决，比如根除腐败的物质来源，切断腐败的利益链条。四是从行为体系上解决，比如增设层层的行为防火墙、高压线。

  而从焦作财政改革带来的良性质变方面剖析，也恰恰是与上吻合的四个要素。

  第一，财政改革促进着上层建筑的良性质变。比如，一旦焦作率先实施预算全公开，带来的良性质变效应难以定量。

  第二，财政改革促进着多元力量的良性质变。比如，参与式预算让老百姓参与。

  第三，财政改革促进着物质基础的良性质变。比如，部门利益更好地转化为公共利益。

  第四，财政改革促进着行为体系的良性质变。比如，干事要钱变成“不见钱”且事干好。

  因此，财政改革是质变，财改防腐的“根本”是治本防腐。而具体地运用财政改革来预防腐败，则属于财改防腐本质的“象”，财政改革也表现为了防腐利器。

  我们不能仅仅把财政改革当成一种防腐工具，如果我们还使用了财改防腐的“根本”，当然不是局限在财政领域使用，腐败将得到根除。

  正如焦作市财政局副局长张继东所思索的：“我觉得焦作的财政改革作为一种实验性的探索，它的物化成果很重要，比如有效减少了多少起干部经济犯罪；更重要的成果我认为是一种‘本质’成果，比如我们搞会计委派改革的时候，我们对问题是怎么想的、怎么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斩断了财务人员对部门首长的人身依附关系。”

  用通俗的话来总结：你可以用财政改革来有效防腐败，你更可以让财政改革带动实现根除腐败！

  财政改革的价值发现

  腐败，是中国社会当前遭遇的一大核心矛盾。“民怨”，则被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国社会第二大核心矛盾。

  财政改革可以带动实现根除腐败这一中国核心矛盾，那么，“民怨”呢？

  其实，发达国家也曾经历过我国现在的核心矛盾阶段，发达国家正是通过财政改革切入，解决了“官腐”和“民怨”等核心矛盾，最终迎来了转型后的“进步时代”！

  记者至今清晰地记得刚采访焦作市财政局局长申相臣时他的开场白：“焦作12年的公共财政改革发展成果来之不易，它是党委政府正确领导、财政干部具体运作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持的结果。中共焦作市委书记路国贤曾告诫我们说，财政改革事关全局，牵一发而动全身。务必保持清醒头脑，务必做到万无一失。一定要按照公共财政建设目标和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积极稳妥，敢想会干，确保成功。多年的改革实践使我们感悟很多，我感到《财政改革与预防腐败》这个选题是站在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的高度，从社会、政治、经济这么一个综合的角度来认识的，选题定位也比较准确。根据我自己的工作实践和学习体会，我认为将财政改革作为解决中国一揽子复杂矛盾问题的抓手、载体、切入点是对的，符合中国国情和基层实际，抓住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甚至以后可能就是一种更大范围的成功实践。”

  “为什么这样说呢？”申相臣继续说，“我有几个基本实践体会和理性判断。第一个判断就是政治改革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国家是共产党执政，中国离开共产党是不行的，党的执政地位是不可能改变的。也不是说党不想进行政治改革，而是由社会整体素质决定的。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30年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矛盾突出，反过来又表明改革明显滞后。在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下，要想保证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复杂矛盾，必须找到一种切合中国实际，统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不是一步到位而整个改革目标又能实现的方案，既解决实际问题，又给社会公众以希望，朝着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的路子走，这才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第二个判断就是司法改革。我们知道光一个预算法的修订就讨论了多少年。司法改革相对政治改革要早一点，或者是要容易一些。但仍是个漫长的岁月过程，这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公民素质决定的，欲速不达会适得其反。第三个判断是公共财政改革可以先行。财政改革首先是由其地位、作用决定的，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既是经济、政治、社会等综合问题的载体和舞台，尤其是当前更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和民主政治。老百姓最讲究实效，你说什么公平正义，什么司法改革，又说什么政治改革，老百姓根本不感兴趣，中国的国情现在是越来越务实，靠口号、空洞的理念，老百姓不相信。因此，我们中国老百姓目前的心理状态就是希望最现实的问题能解决。看得到，摸得着，享受到，他才觉得你是真正地为老百姓负责任，为老百姓谋利益。财政改革最能解决民生问题，老百姓也最有发言权，发展下去很可能真正会成为解决我们当前一揽子的政治、经济、社会复杂矛盾的有效途径和‘治病良药’。”

  （原文刊发于2011年10月15日出版的《新理财》（政府理财版））文/《新理财》记者 秦立东 朱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