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宁县校车惨剧暂告一段落：正宁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交通肇事罪，对“一一一六”重大交通事故犯罪嫌疑人李军刚依法批准逮捕。校车事故共造成包括19名儿童在内的21人遇难，其余43名受伤幼儿中已有三人首批康复出院。孩子们身体的创伤渐渐愈合，但校车安全带给人们心灵上的伤痛仍在隐隐作痛。

  鉴于此次校车事故，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习惯性的校车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行动。事实上，我国几乎每年都要开展校车安全集中治理。所不同的是，今年的排查整治行动似乎力度更大。如广州市一个月累计检查校车36000多辆次，查处校车各种交通违法行为1100多宗。冰冷的数据让人不寒而栗。而就义务教育阶段来看，2009年全国共有各类学生约1.55亿，其中生活在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学生达到1.27亿。在基础设施落后的农村潜伏着更多的校车安全隐患。

  根治校车安全问题，任重道远，绝非一场轰轰烈烈的集中整治所能解决。短期内的亡羊补牢确实能有效杜绝此类事件的连环出现，而广大家长更愿意看到的是，在阶段性治理行动结束后长效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这需要各地政府推进政策制定的民主化，增加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以保障百姓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解决基层问题，要虚心地广泛地听取百姓意见，无视民间声音的决策注定只是空想。

  然而，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北京某地区利用行政手段使管辖范围内民办幼儿园校车全部禁行。其实，这种略带黑色幽默的行政思维方式大有“合理”之处值得咀嚼。当前，校车问题正值风口浪尖，稍有闪失相关负责人便有革职之虞，这让对自己“家底” 心知肚明的主管人员如坐针毡。校车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想在短期内理出头绪保证不出事难免心里有点发慌。分析问题要追根溯源：安全问题出在“车”上，“车”没了，安全隐患自然就没有了，孩子们多跑两步、家长们多接送几趟就能过这个坎儿。此真乃治标治本之“良策”。

  从某种角度上讲，正宁县校车悲剧的发生，正是由于该县长年来对校车安全问题的麻痹、放纵所致。正如李军刚弟弟所言：7年里只遇到过交警罚款。有时交警突然查车，充其量就罚个款，罚完就走，并不要求超载的孩子下车。这正如公路治超的恶性循环一样，不下决心从制度上有所突破，只会陷入“越超越罚，越罚越超”的怪圈。同理，固守中庸心态，无视体制创新，类似毒奶粉时隐时现、瘦肉精死灰复燃、地沟油重出江湖等闹剧还会连续上演。

  上述机构为治理校车开出的“偏方”有损于政府公信力。公道自在人心，湖州德清县的“特权校车”近日便走红网络。2005年德清县便成立了校车工作领导小组，2009年德清县永安学生交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成立，承担起了全县一半左右小学生的接送任务。该公司不以赢利为目的，由教育、交管、财政、审计等部门一同监管。今年8月，德清县人大常委会和县政府又相继出台文件，赋予了校车各种行驶优先权，被社会誉为“黄色特权车”。如今，“避让校车”已经写进了德清县驾校培训的教材。德清县能为校车安全耕种一块试验田，为了自己的孩子，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积极作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