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的顺序问题众说纷纭。历史似乎给出了无奈而趋于共识的答案:先破坏,再治理。

  以新加坡为例,1965年独立后的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位居亚洲“四小龙”之首。但30年的高速发展和人口增加,亦使其国土的三分之二被各类建筑覆盖,乡村销声匿迹,耕地消失殆尽,空气污染加剧,城市清洁成为社会问题。不仅粮食、蔬菜和肉品完全依赖进口,更因水资源短缺,最近10年不得不从邻国买水度日。针对这种情况,新加坡政府明确提出“洁净的饮水、清新的空气、干净的土地、安全的食物、优美的居住环境和低传染病率”等国家目标,履行善治,对工业化的环境后遗症实施补救。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经实现了初期经济发展的新加坡政府目标中全无“高屋建瓴”的环境口号和远大环境理想的诉求,却对各种细节无微不至。政府严令管制环境污染,禁绝在各项建设和社会活动中引起不可控制的健康问题、安全问题和各类污染。针对“弹丸小国”的困窘,新加坡以精致入微的规划营造无所不在的花园,见缝插针,处处绿色,就连过街天桥也不例外；为减少对国外买水的依赖,新加坡决意“从点点滴滴入手”,收集全国70%国土上的雨水。

  今日中国,与当年的新加坡类似。改革开放成绩显著,经济发展举世瞩目,而环境问题同样触目惊心。

  善治的基础究竟在哪里？是高深莫测的理论,还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常识？新加坡的经验同样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解答。

  新加坡因国土狭小而得名“星岛”,也许正是因为疆域紧凑,新加坡政府在实施治理的过程中淡化了“总体指标”与“局部情况”之间的差异: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善待其山,善治其水,从而避免了环境状况始终是“总体改善、局部恶化”的困窘局面。

  还是让我们回到常识吧:先生活,后生产；依常识做事,凭良心做人。真正高深的道理,往往体现为最简单的表达。我们不反对高深的理论,但是更加深信树大根深的道理:越是高深的理论,越要有基础的常识之根。在环境问题上,面对金钱诱惑,有些人缺的不是理论,而是良心。

  大有大的难处。对中国来说,任何问题都是大问题。尽管如此,却无须悲观。中华民族几千年在坎坷中前行,多灾多难,却形成了延续久远的独特文明。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乐观。而这种乐观的理由,恰恰在于中华民族具有“尊重常识、信任良心”的稳定基因。        龚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