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网上有些人讲，李白的《早发白帝城》诗抄袭了郦道元《水经注》中《三峡》段文章。因为两件作品都是对长江相同地段的文学描述，并且前一个作品基本上是从后者中某些字句撷取转换而来的，在文字表述上有很多相同和接近之处。那么李白这样做算不算抄袭呢？我们不妨来全面对照分析判断一下。

  郦道元（约470~527年）所撰《水经注》中的《三峡》段，是大家熟知的记述三峡的名段。它以不足200字的篇幅，把三峡的自然地理风貌描写得层次分明，生动真切，使人有如临其境之感。它是这样写的：“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李白（701~762年）从时间跨度上讲，同郦道元相差几个朝代。他的《早发白帝城》是一首妇孺皆知的诗。“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因其文字通俗易懂，读起来合仄上口，同时又意境优美，情感欢快，蕴义深刻，被许多诗歌选本所采用。这首诗可谓中国古典诗歌桂冠上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诗与文相对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与文之间的异同之处。“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是对“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随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句子的改写。“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是由“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和“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提炼而来。这是他们的相同之处。如果要讲它们的不同之处，也可以轻易找出这样两处。首先，它们在文体形式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李白的这个作品是以一种与注文形式区别很大的诗的形式出现的，可以说是对郦道元文的诗化提炼。这种转化本身就包括了创新的成分。其次，在文字内容上，诗也不是完全对文的照搬照录。李白在诗里又增加了“彩云”“轻舟”“万重山”等新的意象性词汇，在表达形式上更为简练集中。文的内容经过李白的文体变换、意象增减，文字重组，成了一个同文有所不同的作品。显然，仅凭这些作为李白没有抄袭的理由还不太充足，毕竟那么多相同相近的文字摆在我们面前。但是千百年来读过这两个文学作品的文学大家多不胜数，却没有一个讲过这样的观点。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 一篇文章所用的字词可以和另一篇文章大致一样，但是由于它们的排列次序、组合方式的差异，所呈现的作品立意、内容所指和手法风格就会迥然不同，成为完全不同的作品。判断一个作品是否抄袭了另一个作品，不是仅凭他们字词上有多少相同和接近，更要看他们在抒情、立意、写作手法、作品风格有无质的差异。当然，这个判断标准还涉及一个文学传统和习惯的问题。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来看，李白这首诗虽然是在汲取郦道元文的内容基础上产生的，但是它不仅在“情”和“意”这两个重要的特性上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从中国文学的传统习惯也就是“史”的角度去看，也属于在合理继承基础上发展的成果。

  从“情”的角度看，一方面，郦道元的这段文字虽然很美，但毕竟它是为《水经》中长江“东迳巫峡”注释的一段解说性文字。《水经注》中“注”的内容有的是作者亲历考察写下的原创之作，有的是作者从当时能接触到的众多文献中引用而来的。由于它们都是为“注”而服务的，所以在个人感情抒发上，不可避免地受到文体和用意的限制。《三峡》段所表现出的美，只是一种简单的描写地理景致的美，缺乏明显的个人抒情成分和色彩。另一方面，《三峡》这段文字是对三峡山水的精彩记述，可以当做优美的山水游记来阅读欣赏，但是它毕竟不是记述作者亲历的山水游记，文中还缺少唐宋时期文人游记中所贯穿的作者个人感情色彩。要知道，在郦道元生活的时代，那时游记是处于由“序”、“叙”、“书”等文体向“记”的发展阶段，中国文学史上情文并茂、文理兼顾的成熟的山水游记在唐代中后期才出现，想让郦道元写出唐宋时期那样文体和技巧都很成熟的山水游记是不现实的。李白的诗在这点就同文有了很大的区别。短短的四句诗，句句都充满强烈鲜明的个人感情色彩，淋漓尽致地抒发出他如笼鸟放飞般自由欢快的心情，而这种感情不仅是这首诗中独有的，而且是李白独有的。李白当时在流放到夜郎途中，意外接到大赦，转悲为喜，急切去江陵幸会那里的亲友，水疾舟快，满心的喜悦急于言表。此情此景，他赋诗言情，写出了自己的切身感悟，使全诗的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感情的波澜，带着李白特有的明快豪爽的风格色彩。毫无疑问，这些是文中所没有的。

  从“意”的角度看，诗的前两句同文的内容区别不大，但是它已把文中无自我主观意识的旁观性陈述，变成了以自我为主角中心的主观行为的陈述。即把文中的“无我”变为了诗中的“有我”。从“无我”到“有我”，是文与诗在“意”的属性上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它为后边的“决裂”起着引入和铺垫作用。李白是从寻阳（今江西九江）溯江而上开始流放之路，在四川奉节（白帝城在县东）遇赦后，就顺江而下开始归“还”。诗的后两句，虽然只是对文中所涉意象的简单再构，但是它却产生了质的升华。一方面从字面上，它可以看做是李白饱蘸情感对自己乘舟顺流飞奔而行，所见所闻的述说和轻松愉快心境的抒发；另一方面从字面背后的“诗外”角度看，它又能为人们呈现出有着深刻哲理的含义：重重险阻，座座大山，各种不绝于耳的风言聒噪，它们限制不住正义力量的壮大发展，阻挡不住进步的时代潮流滚滚向前。仅此两句，就使全诗立即获得了立意高远、蕴意深刻的崭新思想内容，把诗和文在“意”层面的联系彻底断脐分离，形成了文字、意象有很多相同，但是作品立意、表达思想却完全不同的两个作品。这样在我们看来，这两个作品就像李白和郦道元两个人一样，即使让他们两个穿着颇为接近的外衣，但是他们完全不同的音容笑貌和谈吐风格，是谁也不会把他们搞混的。李白不愧为“诗仙”，别人再好的东西在他的手里只是建筑自己房屋的砖瓦材料，经他独具匠心的运筹，不仅能变成他的房屋，而且还能使之成为上了层次出了新意的新产品，实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飞跃。由此可见，李白的诗因为其独创性地完成了对文在美学意义上的丰富和升华，具有了自己独特的个人情感色彩和文所未具的哲理内容，成为了一个独辟蹊径、前所未有的经典之作。

  从“史”的角度看，通过再创造产生高于原作的精品佳句，文学史上这类事例不仅很多而且从不被认为是抄袭行为。仔细探源，许多名诗、名句都可以找出，它从最初以朴实无奇的原始状态，经过历代文人的不断再提炼再改造，一步步演变成脍炙人口的经典文句的全过程。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出自南朝谢庄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其中“千夫指”和“甘为孺子牛”的词句都不是鲁迅首创的。前者，来自于《汉书·王嘉传》：“里谚曰：‘千人所指，无病而死。’”后者，郭沫若曾指出它来自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这些都是文学再创造的成功范例，也是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文学中的一种互文性现象。反之，还以郦道元这段文字为例，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和门人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中指出：“自三峡七百里中以下（共一百八十多字），盛弘之《荆州记》文，引见《御览》五十三”。《隋书· 经籍志》：“《荆州记》三卷，宋临川王侍郎盛弘之撰”。清末曹元忠认定《荆州记》成书时间当在宋文帝元嘉十四年(437年)左右。《水经注疏》得出这样的论断，是因为郦道元生活的北魏王朝，最强盛时疆域也未及三峡，郦道元一生也没有到过长江三峡的记录。郦道元在摘录盛弘之《荆州记》中“惟三峡七百里中……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余里，虽飞云迅鸟，不能过也”时略做改动。改动后的文字比《荆州记》的那处略微生动简洁了。但是，这种以摘录为主的改动与《荆州记》原文相比没有发生重大质变，不能算是再创造。李白诗对郦道元文的改动所包含的质变，就像王勃活用庾信的句型一样，历来被认为是文学在继承基础上的推陈出新，是文学上的一种合理合情的再创作。历代文学大家不仅知道很多这样的先例，而且在自己的创作过程中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因此，他们自然要把成功的再创造看成是一种文学的发展和创新。李白的诗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因而没有将之归类于抄袭。

  《水经注》自产生以来，因其优美的文字表述和大量珍贵的史料，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料，被历代文人所喜爱。从李白这首诗，我们可以推断出，他对郦道元这段文字早已熟记在心，所以当他遇到与文中相同的景象时，就情不自禁地把文中的一些意象化为自己优美动人的诗句。从《水经注》流传于世到李白写出此诗，期间看过这本书、这段文字的文人肯定很多，但是只有李白触景生情，从自己的切身感悟中，撷取此文的精华，写出了这首千古绝唱。这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妙手偶得之例。诗文结合而读，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两点：其一，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不是单凭着作家一时的才思灵感所能造就的，在它的背后或明或暗地包含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承接关系；其二，对前人文化成果的继承是为了提高创新。如果打着“继承和发展”的旗号，结果只停留在原来的水平而没有突破提高，甚至下滑为班门弄斧，那就可能落下抄袭的恶名，搞出个当代版的邯郸学步。目前那些学浅艺拙却热衷于乱改名著搞狗尾续貂的“再创造者们”，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扮演的角色是多么可笑且愚蠢的文学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