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高职院校的填报率、录取率、报到率，在各省市普遍不高。”这个议题在今年两会上又一次被提起。有代表、委员指出，高职院校目前存在“两个70%”现象——录取率70%，报到率70%，两者相乘，实际招到的人数仅有招生计划的一半。

  如果说从1999年起，高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高考录取率逐年上升，直接导致大学的门槛一降再降，让越来越多的考生切实感到了“不想上大学都难”，那么自2008年开始，生源逐年下降的“寒流”，必然使被列为最低批次录取的高职院校最先进入“严冬”。而这个处在高等教育招生链末端的方阵，每年招生人数约占全国高考计划招生总人数的“半壁江山”。

  “高职院校要走出生源困境，就应该主动寻找生源。”麦可思教育咨询公司总裁王伯庆建议，这些院校不要再把生源锁定在18～22岁，而要尝试向社会开放，扩大生源的年龄层，承办各种技能考证培训课程和提升职业能力的长短期培训课程，积极吸纳30岁左右的社会劳动者，通过不一样的录取方式和教育方式，加大社会培训的比重，提高社会培训的质量。如此，既可以弥补高职院校生源的缺口，又可以为国家的产业升级提供人才保障。

  据悉，这个拓展生源空间的思路源自麦可思的一项调查：2007届大学毕业生3年内有27%主动接受过自费的培训，其动因皆出于提升个人综合素质的需要，或为在现有岗位做好工作争取晋升，或为转换职业或行业作准备。由此可知，即使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从业后仍有接受培训的需求，而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社会劳动者，这种需求只会更大。一些高职院校只要开发相应的培训内容，就可以充分顺应这些社会劳动者的需求。

  对于目前一部分已经启动注册入学、申请入学改革以及一部分正在施行校企合作的订单式培养的高职院校，有专家提出，不妨还可以放宽户籍限制，允许高中毕业多年的社会劳动者不分户籍自主提出申请。这种生源空间的拓展，不仅会进一步推动高职院校走出生源困境，而且可以使国内那些选择同样低端且耗资不菲的“垃圾留学”的家庭减少，更或许还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异地高考难题。

  从根本上说，高职院校遭遇的生源困境，是中国高等教育长期固守封闭格局使然。一些高职院校既无力改变体制给自己设定的低端身份，又在一年又一年完不成招生计划时，不能通过多次招生、放开招生来解决。在一些不优秀的考生只是追求有学可上时，国内部分空置的高职资源却没有给他们提供这种选择的空间，而是眼睁睁地看着越来越多的学生被家长选择了“垃圾留学”的生涯。

  除了体制的外部因素，高职教育自身的问题也令人纠结。比如同样都是“宽进”，国外大多教育机构还坚守“严出”，即着力于把好培养关和毕业关，而国内一些高职院校对学生的培养则往往以“宽出”终了。国内高职教育多年来在考生报考时和人才市场中均受“冷落”，与这种“宽出”的低层次办学不无关系。只有打破计划体制对高职教育发展的羁绊，让“以质量求生存”真正落到满足受教育者的多元教育需求中，高职院校才有望获得发展的活力。

  从谋划职教长远发展的角度看，政府是区域职教发展的领航人。只有站得高、看得远，科学整合资源、区域统筹规划，坚持内涵发展、质量至上，才能形成职教发展的良性循环，才不会让“送教下乡”在百姓心中变了味儿。妄想依靠投机取巧套取国库资金，到头来只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周大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