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前驱之一的李大钊，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1918年2月由章士钊推荐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说：“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西行漫记》第四章)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发表《五一节杂感》，指出这是工人阶级“直接行动的日子”。“直接行动”，无异于给即将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发出了战斗号令。据高一涵回忆：“五四游行，守常和学生一道参加。有一次，为了救援被捕学生，大家集队往政府请愿。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只见铁门紧闭，门内架着机关枪。守常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大家赶忙上前把他拖住，真是又英勇、又危险。”(《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高一涵先生谈李大钊同志的历史》手稿本)

  5月18日，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出仅仅痛恨曹、章、陆等卖国贼，仅仅以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为仇敌是不够的，因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文末他强调了“三大信誓”：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陈独秀被捕入狱后，李大钊立即设法营救。9月16日陈独秀获释，李大钊在《新青年》6卷6号发表了《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说陈独秀的影响“好比花草的种子，被春风吹散在遍地。”为了陈独秀的安全，李大钊跟高一涵等商议，先把他安排到王星拱家中暂避。1920年2月中旬，李大钊化装为外出收账的商人，雇一骡车，亲自将头戴毡帽的陈独秀送至天津。旅途中，两人商谈了建党的问题。此后，陈独秀从天津乘外轮去上海，开始了建党的筹备工作。

  对于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李大钊后来指出，“这是中国全国学生膺惩中国卖国贼的纪念日，是中国全国学生对于帝国主义行总攻击的纪念日，亦即是被压迫的民众向压迫的国家抗争自由的纪念日，这是国民的学生的日子。我们在今天应该把国际帝国主义侵略我们的痛史，细数从头，把五四的精神，牢牢记住，誓要恢复国家的主权，清洗民族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