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一高三班主任服毒自杀
遗书称工资月光活着太累

5月17日,妻子马婷婷的手机里保存的赵鹏照片,赵鹏在遗书中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妻子和孩子。新京报记者刘一丁摄

事发后,馆陶第一中学校长报警,警方介入调查。新京报记者刘一丁摄
■ 人物简介
赵鹏,生于1982年,大学毕业后,在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教书,担任高三年级班主任。
每天周而复始地与高三学生一起出早操,直到学生晚上就寝,一天的工作才结束。
或许是来自生活、工作、经济等各方面压力,不到30岁的他选择在办公室服毒自杀。
赵鹏在遗书中说,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他不到两岁的儿子,希望学校能帮他照顾一下他们母子。
4月27日晚,查看完学生宿舍,赵鹏一天的工作结束。他返回办公室,拉上窗帘,关掉灯,将一瓶敌敌畏一饮而尽。
赵鹏生于1982年,生前是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高三年级的一名班主任。
通过高考改变命运的赵鹏,成为一名高三班主任后,每天无休止的重复工作,以及“工资月光”的生活,让他感到窒息。
在收到4月份工资的这一天,他选择服毒自杀。
服毒
4月28日,一个敌敌畏的空瓶放在小桌子上,350毫升的敌敌畏只剩下瓶底黏黏的一层
4月28日,距高考还有38天。
上午6点10分,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校园里又响起整齐的早操口号声。这天,陈磊发现,高三A4班班主任赵鹏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在操场上。
陈磊是高三A1的班主任,也是高三年级的副主任。
6点20分,陈磊走进办公室。按前一天考务会上的要求,他要安排高考二模的考务。
办公室的窗帘紧闭着,有些暗。平时,窗帘很少拉上。陈磊开始并没有多想。每天早起晚归,睡眠不足,他坐在办公桌前清醒了一会儿,想想要干什么,又走出去。
大概10分钟后,他带着学生进屋把考场的标志牌全部搬走。这时,他发现趴在电脑桌下的赵鹏:两腿绷直,脚尖紧绷着,一只手压在腹下,一只手像是去取什么东西,姿势看起来很不舒服。
“鹏哥,喝多了?”陈磊拍了拍他的肩膀,赵鹏的身体已经凉了。
这时,陈磊才注意到办公室里的异样,窗帘紧闭,一个敌敌畏的空瓶放在小桌子上,350毫升的敌敌畏只剩下瓶底黏黏的一层。
“坏了,鹏哥喝农药了。”陈磊惊得困意全无。
他喊来同年级组的班主任老师薛广、杨宪文等人,拨打急救电话。120赶到已来不及,赵鹏服毒量太大、时间太长,抢救无效。校长王明照闻讯后,报警。
赵鹏的上衣挂在一旁,从内兜里,老师们发现了赵鹏的遗书:“活着实在太累了,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我并不恨这个地方,毕竟是我自己选择来到了这里。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儿子以后怎么活,仅希望学校能帮我照顾一下他们母子。赵鹏2012年4月27日晚。”
这一天,距赵鹏30岁的生日还有18天。
特殊的一天
传言今年每人要发一台笔记本电脑。对这一天,老师们都很期待
据老师们推测,赵鹏应是在4月27日晚上服的毒。
4月27日,这一天工资到账、可能还要发福利,本是让人高兴的一天。并且,此前有传言说,27日,县领导要到学校看望高三年级的班主任。
去年,作为“辛苦费”,每个班主任发了一辆电动车;今年,传言每人要发一台笔记本电脑。对这一天,老师们都很期待。
赵鹏也很在意。26日晚上8点多,他给远在老家黑龙江绥化的父母打电话专门提到此事。他说,如果县长来了,就再给家里打电话,如果没来就不打了。这是赵鹏与父母的最后一次通话。
这一天,县领导没有来。
4月27日下午6点左右,赵鹏收到工资提醒短信,四月的工资到账。“1450元,少了500块钱。”赵鹏将工资短信拿给陈磊看。
三月份,赵鹏的收入除了基本工资1450元外,还有500元交通补助,共1950元。
其实,500元补助是来自河北省的一项短暂的补助政策。2012年,河北省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以交通补贴和精神文明奖励为名,每月发980元补贴。在馆陶,每位教师变为500元。
这一补贴政策,在河北只执行了一个月。四月份,馆陶也取消了500元补助。没人会意识到这500元对赵鹏意味着什么。
晚上8点多,赵鹏参加班主任们一起开的考务会,安排第二天模拟考试的考务。考务会上,老师们还提到白天学生打架的事,这一天,赵鹏班上的一个学生和另一个班级的学生打架。赵鹏把自己班的学生批评了一顿,还把学生赶回家反省。
这次事情的处理不像赵鹏的风格。2009年,赵鹏曾带一个高二班,一名学生违反纪律,学校要开除他,赵鹏说“开除他,先开除我”,最后保住了那名学生。学生们很喜欢这名憨厚耿直的老师,有学生称跟他关系很“铁”。
“自己班的学生就像自己家孩子,即使犯点小错误,也不该处理自家孩子这么严重。”在考务会上,班主任们劝赵鹏,陈磊发现赵鹏一言不发,用手不停地捋头发,看起来烦躁不安。
陈磊一闪念,有时间,要找他聊一聊。会后,各自忙着通知学生考试事宜,没有碰到一起。
晚自习后,薛广、赵鹏等三名班主任值班查宿舍。
晚上10点40分左右,查完宿舍后,赵鹏没有回家,而是独自回到办公室,关掉灯,拉上窗帘,将一整瓶农药全部喝完。
警方调查,4月27日下午6点半左右,赵鹏在学校西侧两三百米外的农资店购买了农药。陈磊猜测,赵鹏购买农药应是在收到工资短信之后。

2012年1月,赵鹏担任班主任期间,所带的班被评为“先进班集体”。
“格式化”的生存
高中阶段各种模拟考试、会考要有100多场。每天跑早操时,班主任老师还要跟着
馆陶县一中是馆陶县唯一的一所高中,像很多县高中一样,实行封闭式管理,每个月只有一天假期。学生和老师过着格式化的生活,按照固定的程序每天周而复始。
每个班主任,负责五六十名学生的各方面。
冬天,早上6点10分上操。早上5点40分,赵鹏从闹钟中醒来。有时,脸不洗就往学校走,6点之前,赶到办公室签到,再到操场与学生一起跑操。
每天跑操时,班主任老师要跟着,和学生一起喊班训和口号,驱走睡意,振奋精神。
包括早晚自习,每天13堂课,上到晚上10点左右,班主任要到宿舍确认所有学生都在,等学生上床熄灯后,再回家休息。
妻子马婷婷回忆说,赵鹏每天晚上11点才到家,如果1岁多的儿子醒着,他和儿子玩一会,等小家伙放过他,他才能睡下。有时,回来太累,赵鹏脚也不洗,儿子也不理,直接睡下。
据一位老师介绍,在馆陶第一中学,高中阶段各种模拟考试、会考、月考、周考、小测验要有100多场。到了高三,所有的科目都有周练,月考更是雷打不动。
每个月,学生放假休息一天,而这一天,老师们要把月考的试卷判完。
到每年的暑假、寒假,班主任也不轻松。按规定不允许补课,但补课已成为惯例。高一的假期还能休息,高二、高三的寒暑假,因为补课,只能休息10天左右。
补课时,班主任要比平时上课更累。一位带过多届毕业班的老师称,即使带完毕业班也不会轻松,如果学校再安排带高三,那意味着还没帮上一届学生报完志愿,下一届学生的暑假补课就要开始了。
平日里,班主任事无巨细都要关注到,“谁的学习成绩最近提高了,谁的学习成绩下滑了,需要跟他谈谈”。
一位老师称,每天脑袋都是嗡嗡的,到晚上,基本上就不怎么转了。“有时想不管那么多,但总不能因为自己不负责任毁了一届学生。”
还有一位老师说,“我们工作就是全部,吃饭睡觉都是为了工作。”
没人愿当班主任
工作负担太重,收入与付出不相称;作为学校来说,也面临很大的升学压力
“没有人愿意当班主任,都是派到头上的。”馆陶一中的一名班主任称,做班主任每月只是多200元津贴。
工作负担太重,收入与付出不相称。在馆陶第一中学,当班主任往往是一些比较年轻的老师,领导派到头上,又不好推辞。
因没有人愿当班主任,有两位老师各带了两个班级。在赵鹏死后,班主任刘向广接手了赵鹏带的高三A4班。如今,17个高三班级,只剩下14个班主任。
馆陶中学高中班级分为A部和B部,这是为了提高成绩引入竞争的办法。两个部都有快班慢班,赵鹏带的高三A4班是A部的慢班。
一位老师透露,作为学校来说,也面临很大的升学压力。
作为馆陶县唯一的一个高中,并不能吸收当地全部的生源,生源流失非常严重,在馆陶县每年中考的前200名学生,最多的时候,会有150人转到衡水等地的中学就读。优质生源被挖走,要想把学生的学习成绩提上去,需要加倍努力,还要严格管理。
2011年10月,王明照接任校长后,要求向以治学严格著称的其他中学学习。
2012年春节过后的一个周末,高三年级的所有班主任老师都到一重点中学参观学习。学习之后,馆陶一中开始重视出操,明显的变化是,在早操之外加上了课间操。
“有学生时,就要有老师。”一位老师介绍,在之前,班主任老师查夜后,第二天的早操和早自习就可以不盯。
后来,重视两操,不管是否值夜班查宿舍,第二天的早操,班主任老师都要到场。
……
“磊哥,我真的是熬不住了。”
“鹏哥,不就还有50多天嘛,等考完了,咱一块儿回东北。”
这是陈磊和赵鹏在四月中旬不经意的一次对话。陈磊一直在琢磨,这是不是赵鹏绝望的讯号。
赵鹏也跟妻子说过他很累。
半年多来,赵鹏头发脱落得厉害,他说,如果头发再掉,就去剃个光头。

赵鹏父亲把去年暑假一家人拍的大头贴合影带到馆陶。
曾是家里的骄傲
“中考成绩633分,我们那一片的孩子都没考过他。”至今,这仍是母亲的骄傲
4月28日早上,远在黑龙江省绥化市的赵志华接到馆陶县一中的三个电话,不相信儿子赵鹏会服毒自杀,母亲曾淑华认为是诈骗电话。
曾淑华手哆嗦着给儿媳马婷婷打电话。“妈,是真的。”儿媳妇马婷婷在电话里哭着说。
曾淑华说,脑子嗡的一声就炸了。
赵鹏的家庭,一直生活很艰难。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也是唯一的希望。
曾淑华说,赵鹏的学习成绩自小是家庭的骄傲。虽然家庭困难,但赵鹏让这个家很有尊严。“中考成绩633分,我们那一片的孩子都没考过他。”至今,这仍是曾淑华的骄傲。
经过两次高考,2003年,赵鹏被补录到哈尔滨师范大学绥化学院英语专业。
每年学费9000元。“多少钱也得上啊。”赵志华说,儿子上大学是全家的希望,东拼西凑交足了首年学费。大学期间,赵鹏也靠做家教补贴生活。家里人想着,等把书念出来就好了。
2005年11月,大三下半年,赵鹏找工作时需要一部手机。为了给赵鹏买一个450元的手机,曾淑华卖掉了自己的项链。6年后,这部手机转给父亲赵志华继续用。
家里一直很乐观地相信,等把书念出来就好了。全家举债让赵鹏上学,想着让赵鹏有个美好的未来。
告慰逝者
班上的学生趁放假时在网上留言表示,会竭力考出水平,告慰班主任赵鹏
乐观并不能改变就业难题,2006年,赵鹏找工作,准备10份简历,只投出去2份。
2006年,时任馆陶一中的校长刘兰山等人赴东北招聘教师,学校承诺每月700元工资和6个月后就能入编制,这一点吸引了赵鹏。
馆陶,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去还是不去?“这个地方总比农村强吧。”家里帮不上忙,曾淑华替儿子宽心。签约入职需要毕业证,但赵鹏还欠学校三年学费拿不到毕业证。
找亲戚借了2.7万元,终于补齐了大学学费,拿到毕业证。从此,馆陶一中的学生有了一位说英语有些东北味儿的老师。
2008年,经人介绍,赵鹏与马婷婷结婚。马婷婷是馆陶人民医院放射科护士,非正式员工,每月基本工资308元,再加上60元补贴。“他跟我说,只要我们俩过得幸福,有钱没钱无所谓。”马婷婷说。
赵鹏是家里的顶梁柱,赵鹏月基本工资仅有1450元,却是家里最大的一笔收入。
2010年底,儿子出生,给家庭带来快乐,然而,经济负担也随之加重。
紧接着,2011年,新房又交付,首付加装修,又借了7万元,每月要还房贷630元左右,孩子奶粉需要五六百元,每月固定消费上千元。此外,家里还有13万元的债务。赵鹏四月份的工资,上个月少500元,相当于孩子一个月的奶粉钱。
出事前,赵鹏还在为评中级职称而努力,评上中级职称,能从二级教师升为一级教师,每月基本工资能多三百元。不过,评职称有名额限制,还需要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发文章又要花钱。
……
在赵鹏留下的遗书中,最放心不下的是他的妻子和1岁多的儿子。
自从赵鹏走后,因为处理后事,马婷婷就没有再去馆陶县医院放射科上班,馆陶县政府也初步答应将马婷婷转为正式工,而学校也会给他们不满两岁大的儿子一定数额的抚养费。
馆陶第一中学表示,对赵鹏父母也会给予一定数额的抚慰金。
赵鹏去世后,他的朋友们在网上给他建起了纪念堂,他曾经和现在的学生也在网上发文纪念他。
高考临近,赵鹏所带的班级即将走上考场,班上的学生趁放假时在网上留言表示,会竭力考出水平,告慰班主任赵鹏。
一名同学还在网上说:“赵老师:前几天欠的作业我已经做完,等着你的批阅,我错了。”
冬天,早上6点10分上操。早上5点40分,赵鹏从闹钟中醒来。有时,脸不洗就往学校走,6点之前,赶到办公室签到,再到操场与学生一起跑操。
每天跑早操时,班主任老师要跟着,和学生一起喊班训和口号。
包括早晚自习,每天13堂课,上到晚上10点左右,班主任要到宿舍确认所有学生都在,等学生上床熄灯后,再回家休息。
(来源:新京报)
名牌大学毕业生流浪7年没有工作
变“犀利哥”拾荒
漫画 俞晓翔
从南京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却始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觉得没脸回家,便在南京过起了流浪生活,以捡破烂为生,这一流浪就是7年,形象堪比“犀利哥”。
2012年3月下旬>>>>
紫金山“犀利哥”竟是名校毕业生
今年3月下旬的一天,南京玄武公安分局中山陵派出所民警刘玉龙在紫金山上执勤时,意外发现一名在山林里流浪的男子,头发披散、破衣烂衫、满身污秽,形象堪比走红网络的“犀利哥”。
对于流浪乞讨人员,警方有救助的义务,刘玉龙当即上前盘问这名“犀利哥”。没想到,“犀利哥”一看是民警,转身就跑。“不要跑!”刘玉龙一路追过去。在山里跑了一段后,刘玉龙跟着“犀利哥”到了他的“小窝”,一个搭在山坳里的简易窝棚。“你为什么要跑啊?”虽然刘玉龙心里觉得这名男子可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但追到“小窝”后,这个问题还是脱口而出了。
“我只是不想被人打扰。”“犀利哥”很冷静、很清醒地说。这让刘玉龙相当意外,看来这个“犀利哥”不是一般人。随后,刘玉龙将“犀利哥”带回所内进行调查。
在交谈中,民警得知他叫阿胜(化名),今年31岁,在外流浪已经7年了。而让民警感到吃惊的是,阿胜竟然是南京一所著名高校2004年的本科毕业生。
“你为什么选择了流浪?家里人知道吗?”得知阿胜的基本情况后,刘玉龙感觉这背后肯定有一段故事。“一开始他不肯说,拒绝和我交流。”刘玉龙说,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打开阿胜话匣子的钥匙。
“我从一个同龄人的角度,跟他谈大学,谈校园生活,谈工作。”刘玉龙说,慢慢地阿胜开始讲一些自己的事情。一个多小时后,从他支离破碎的零散话语中,刘玉龙逐渐勾勒出了阿胜选择流浪的原因。
时间回到7年前>>>>
找不到好工作没脸回家,开始流浪
时间退回到2004年7月,阿胜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南京,并进入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不过,由于是新人,他被分派到建筑工地上负责简单的管理工作,在暴雨和烈日底下摸爬滚打,阿胜干得很不开心。“好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生,竟然沦为工地上的打工仔。”阿胜越想越觉得不值。在干了两三个月后,便主动离开了,连招呼都没打。毫无疑问,他被单位开除了。
回到南通老家后,阿胜进入一家企业工作。虽然收入和在工地上差不多,但是坐办公室要清闲许多,从身份上看也能算是白领。可还没过一个月的试用期,他又不干了。“看不惯办公室的勾心斗角,不想去搞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对于这次离职,阿胜这样解释。
此后,阿胜又回到南京找工作,但仍然屡屡碰壁。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他觉得没有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身上的盘缠用光后,他觉得自己无脸回家,便断绝了和家人的联系,在南京过起了四处流浪的生活,平时靠捡破烂为生,后来就在紫金山上搭了个窝棚住了下来。
由于长期不与人说话,阿胜每次讲话都要想一下,而他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则主要通过捡来的报纸、杂志。阿胜身上,还有一个非常“古老”的手机,那是他上大学时用的。他说,这个手机他平时很少使用,有时捡破烂攒了点钱,他就去买一张“黑卡”,然后用手机上网看看小说和新闻。
[寻亲]
家人把民警当传销分子
在了解阿胜的情况后,初为人父的刘玉龙当即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联系到他的父母。“当了父亲才知道,孩子不见了,心里是多么焦急,我相信阿胜的父母肯定早就心急如焚了。”刘玉龙说。但是,阿胜却不愿透露家人的信息,“我没脸回去,也不想回去。”
没有阿胜的配合,要找他家人相当困难,只能根据阿胜提到的关于身份的只言片语,通过警务平台仔细查找核对,最终找到了阿胜家的联系方式。当电话接通的刹那,刘玉龙本以为对方会喜极而泣,但没想到听到的是一个母亲充满担忧的问话:“你们要多少钱才肯放了我儿子?”这个问话让刘玉龙愣了一下:“我们这里是派出所,不要钱,只要你们到南京来将他领回去。”
为了让阿胜的母亲相信自己的话,刘玉龙将电话交给了阿胜。听到儿子的声音,阿胜的母亲依然在问:“他们有没有打你啊?要多少钱?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救你出来……”原来阿胜的家人因为长期找不到他,以为他被人骗进了传销组织,将民警当成了索要钱款的传销分子。
由于当时已是傍晚6点多钟,当晚阿胜家人无法赶到南京,刘玉龙便让他们第二天再来。“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阿胜的家人显然还是不放心我的身份,当天晚上不断有他的亲戚打电话过来核实,一会儿是阿胜的舅舅,一会儿是他的姑姑,总共打了四五通电话,他们问的问题都是:到底要多少钱。”
第二天早上8点不到,阿胜的父母便来到了中山陵派出所。见到儿子,一家三口抱头痛哭。阿胜的父亲说,自从阿胜失踪后,他们天天找、月月找。七年间,在南通、南京两地反反复复地跑,走遍了两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为了寻找儿子,不惜变卖家产举债寻人。然而,每一次的苦寻都是无果,老两口都不知道在多少个失眠的夜晚哭到天明。
[回访]
“犀利哥”比以前踏实多了
得知父母的艰辛,阿胜对于自己不负责任的做法充满愧疚,之前还在犹豫是否要回去的他,马上答应回家,不让他们再为自己担心。
4月上旬,阿胜的家人给中山陵派出所寄来锦旗和感谢信,说阿胜现在在家里很乖。民警也告诉他们,要用家庭的温暖鼓励阿胜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昨天,刘玉龙在出警过程中接触到了一个流浪汉,又让他想起了阿胜。于是,立马拨通了他家的电话询问他的近况。“他母亲说,现在阿胜已经初步走出了心理阴影,进入了当地一家工厂上班,比以前踏实多了。”
记者陶维洲(来源:现代快报 )
传销A级头目自曝运作内幕:
赤裸裸的分赃游戏
36岁的浙江丽水人阿君2010年被骗到广西参与传销,先后投入30多万元从事“连锁销售”,半年内晋升到A级“老总”。已经脱离传销的他,近日向《经济参考报》记者讲述了传销组织骗人“洗脑”、变相运作、分配钱财等内幕。
“以洗脑达到思想软禁目的”
到广西之前,我在云南昆明开了3家超市,收入稳定、生活富足。2010年4月,老乡阿勇以“合伙开超市”为名约我到广西沿海某市考察生意。
阿勇很热情,第一天、第二天带我四处游玩,丝毫不提开超市的事情。从第三天开始,他带我去见老乡。这些人自称是我们老家的“人大代表”“司法局副局长”“交警队副队长”“拆迁办主任”等,和我交谈都离不开“国家秘密支持”的“连锁销售”项目———一套3800元的西装或化妆品。
阿勇神秘地告诉我:“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是国家战略,但是国家没有太多的资金投入,就通过这种方式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国家会给予高额回报。但是这种回报比银行利息高很多,怕影响到正常的金融秩序,国家只能暗地支持,上不得台面。”
为让我进一步相信,他带我参观当地一些广场、政府大楼和花园,用一些雕塑、建筑的表象,甚至台阶、楼层等解读“国家暗地支持”的寓意。他们还以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联产承包为例,说传销必将被政府认可。
当地一些书店有很多“资本运作”的书,和《风生水起北部湾》等正规书一起售卖,并配有很多伪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文件政策。每次去的时候,传销书台前都围满了人,三三两两地小声讨论。
我们那里的人从小就开始做生意赚钱。看到那么多比我高端的丽水人都在搞,又想到“这是国家暗中支持的”,特别是投入6.98万元3年就能赚回1040万元,我不禁怦然心动。
于是,我卖掉超市,来到广西这座城市买了一套商品房,专门开始做传销。当时我相信,投的越多、级别越高,钱回来的也就越快。由于每人最多只能买21份6.98万元,于是除了我自己买以外,我还用父母和妹妹的身份证分别买了21份,当时就投进去近30万元。很快,我的级别到了经理,但我还嫌太慢。
当时,我一心想着拉人头、上级别,也开始“杀熟”,从丽水的亲戚朋友中拉人。除了阿勇给我“洗脑”的那一套东西,我还结合国家最新政策“联想”一些新的项目吸引人。我们的体系每个星期组织不同层级的人学习,大家交流心得,学习行业规矩,并相互鼓气。通过这些开放式的“洗脑”方式,密切关注每个人的思想,并有针对性地对不同人施以“洗脑”,最终达到“思想软禁”目的。
“传销是骗人钱财的犯罪行为”
我们这个体系以浙江丽水市人为主,大约有100多人,按照“五级三晋制”运作:参与的人员分为5个级别:业务员、业务组长、业务主任、经理和高级经理。投资方式有3种:1份3800元、11份3.68万元、21份6.98万元。通过拉人头,如果你的“伞下”达到10—21份上主任平台,65—599份上经理平台,达到600份上高级经理,俗称老总,也叫“上A”。按规矩,每个体系只有4个老总,每上一个新老总,最早的老总就会拿够1040万元自动退出。
被发展的人交钱加入叫做申购,申购时不会有任何的收条或凭据。按照利益分成规定,一笔申购款中业务员的提成为15%,业务组长为5%,业务主任为10%,业务经理12%,高级经理10%。其余的45%名义上说上缴国家税收,但实际是几个老总分,剩下的3%为组织运营费。
说穿了,这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分赃游戏,就是骗人钱财的犯罪行为:新人一旦投钱进来,钱很快就会被瓜分完毕。只要不断有人进入,游戏就能一直继续。为了让后面不断有人拿钱进入,大家都拼命拉熟人。
每月初,老总们发月绩奖,会选择在当地一农贸市场附近的某单位宿舍举行,月底晋升老总的会议也会在四星级酒店召开。选择这些地方的目的是隐蔽安全,不容易被发现。在分钱时,因为多少问题老总们会争执、甚至打架,于是大大小小的老总都要在场“维持秩序”。
通常情况下,大部分人都会投6.98万元购买21份,为的就是“高起点”。有时候遇到人多,老总就会把人们集中到一起申购,故意把成捆的百元钞票堆得老高,激发人们发财的狂热情绪,很多人都是看到一堆堆的钱后瞬间决定投资的。
由于我从小就开始做生意,亲友们都非常信任我的眼光和能力,拉人头也容易许多。他们纷纷申购我推荐的这个项目,还奔走相告、互相推荐。
在我2011年初晋升老总的大会上,体系里其他老总告诉我:“其实这就是传销。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只要体系不出问题,就没人会管,但千万不要把实情告诉下面,否则体系就会崩溃。”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
虽然“上A”后,我一个月就分到了10多万元,但我心里清楚,这钱赚得有风险,早晚得出事。传销发展的对象多为亲属、朋友、同事和战友,一旦骗局暴露,参与者无脸见人、无钱还债、无家可归。在体系半年多时间,我看到许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悲剧,一些人要求老总退钱结果被捅伤、打残。
犹豫许久,我还是把真相告诉了下面的30多个亲戚朋友,劝他们放弃回家。我多次找到其他老总,要求退还我这30多个亲朋好友的钱,但他们说钱是退不回去了,如果我继续“破坏行业规矩”“黑白两道”都会弄死我。
一年多了,我一直在外东躲西藏,两个春节都没回家,孩子开始上小学了却见不着爸爸……黑社会的人天天上门威胁我妈,我妈都60多岁了……这几天,家里来电话说奶奶病重,恐怕时间不长了,可我还是回不了家……
(来源: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