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家禾

在中国作协公布的2012年拟发展会员的公示名单中，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位列其中。虽然公示时间已过，但对于此事的争议依然在发酵。

  （据《深圳商报》）

  对于丹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三点，一是她显然更像是一个热衷抛头露面的电视明星，而非一个默默码字的作家；二是她对论语等经典名著的另类解读，是不是有些谬误，如把“小人”解读为“小孩”；三是戏说经典是否足以让其有资格加入作协，是否还应有其他原创文学作品来支撑其作家头衔？

  摆出来的道道再多，无非就是于丹没有资格加入作协，而为何作协还要让其入会？与其说是在质疑于丹能不能入作协，不如说是在质疑作协的入会规则。这种质疑由来已久，大到中国作协，小到省市作协，谁主动申请加入了，谁被拉拢进去了，谁谁没有资格加入了，谁谁没有资格当主席了。当然，由作协组织的文学奖评选活动也免不了屡遭炮轰。于是，谁谁又主动退出作协了，倒迎来掌声一片。

  日前正巧有媒体评论称要反思当下社会的极端主义，另有媒体沿此深化下去称，更要反思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抛开于丹能不能入作协这个表层问题，围绕作协的种种质疑、批判和炮轰，也可以套用一下“极端主义”理论来分析，由于作家的光环能带来物质利益和精神荣耀，劳苦大众便容易对此作出仇富、仇名的姿态。

  对作协入会以及评选等游戏规则的“不信任”，也是作协屡屡中枪的原因。就像机关、事业单位招聘中的“萝卜招聘”，拔出萝卜也难带出泥，一个萝卜不是坏了一个坑，而也能惹得满地腥。“不确定性规则限制”，当然也很容易转身变成“不确定性规则洞开”。

  对中国作家协会的质疑，更是对官方文学价值评判标准的质疑。中国似乎不缺少作家，一年吸纳385人入会。而一年又有多少部优秀作品面世？我们质疑于丹入作协的同时，更要反思文学生长的土壤是不是足够有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