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上给我留下的文化遗产只有两本书，一本是明朝线装的《说岳全传》，一本是清朝毛笔手抄的《麻姑修行》。父亲上过几年私塾，农闲时雨雪天或一个人或给全家人读《说岳全传》。母亲不识字，却能不漏细节地讲《麻姑修行》。这两本书便是我的启蒙读物，小学五年级前已经通读。无论人们如何评价岳飞，他终归是我心中第一个文武双全、忠勇爱国的英雄。以后的岁月中，在他出生的汤阴，被害的临安，几进岳庙，瞻仰他凛然正气的神容，跪在他面前的秦桧等四个奸鬼则享受着世人的鼻涕与唾星。麻姑，一个美丽的弱女子，挑着两只尖底的水桶形只影单地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坚忍不拔地修成了正果。

  1963年，我上小学六年级，迎来了第一个读书黄金期。县新华书店送书下学校，我以班长的身份号召同学们买书，一人一本，互换阅读。我囫囵吞枣地读了《水浒传》、《西游记》、《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烈火金刚》、《上海的早晨》、《红旗谱》、《红日》、《红岩》、《创业史》 ……手不离书,书不离手。星期天读，节假日读，上学的路上读，下地干活休息时读，边吃饭边读，边蹲茅厕边读，白天读，晚上读，如鱼得水，如饥似渴，享受着读书的快乐。那时养成的读书的习惯，也为日后读书与写作奠定了基础。

  上初中在沁阳一中，学校图书馆藏书颇丰，一入学便有了借书证。一次丢了图书馆的《铜墙铁壁》，马上到书店买一本偿还。那时还常到大街地摊上一分钱看一本小画册，60本的《三国演义》分几次看完。

  初中毕业，开始了书荒的“文革”10年，人生最宝贵的青春期、读书期被残酷地耽误了。好在，我认真系统地读了《毛泽东选集》1—5卷，熟背了《毛主席诗词》。《艳阳天》、《金光大道》则读了好多遍。

  “文革”后期，饥不择食中冒着坐牢的危险，晚上闭门关窗提心吊胆地读了从下乡知青中借的手抄本《少女的心》，《第十三张美人皮》……结果思想丝毫未被毒化，传说中的可怖其实很平淡。

  1983年，已是文学的春天,我有幸考上了大学,进入了第二个读书黄金期。我学的是中文,学校藏书几十万册,于是课内课外没明没黑地读。那时除了读复出的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的作品外，还重点读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少年维特之烦恼》、《忏悔录》、《静静的顿河》、《呼啸山庄》……几年下来,连学校图书馆里的一架书也没读完,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书山书海。

  大学毕业后工作期间的读书是断续的，热门书必读。《废都》、《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偏爱陕西作家的作品。在省城地摊购一本盗版《金瓶梅》，甚是窃喜，和《水浒传》、《红楼梦》交叉着对比着读，读出许多知识，许多感慨。涉猎的一些杂书有时竟派上用场，一次在杭州西湖边被一相面的汉子拽住，硬要给我算命，目的是讹钱，情急之下，我问他：“你相面以何书为本？是《麻衣相》？是《奇门遁》？是《推背图》？是《易经》？中国易经学会有多少？总部在哪？有多少会员？”矒得他瞠目结舌，先抱拳后递烟，我方得脱身……

  几年前离岗休息，有了自由，有了时间，有了第三个黄金读书期。此间，读每届获茅盾奖的作品，把握当代经典的脉搏。读国学，史籍，志书，加重自身的厚重。心静了，能耐心地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道德经》，读出真谛，读出门道，读出疑问，读出反意，读出年轻时不曾有的感觉，进入读书的灯火阑珊处。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小学中学大学的作文从未犯难，写起来总很顺溜，当范文讲评是常事。初二时作文《路》写在学校墙报上并在高一范读，至今还有学兄津津乐道。１９７７年高招作文《我的心飞向毛主席纪念堂》在评卷老师中传阅。大学时的作文时不时在一家晚报上发表，这些都得益于读书。

  写作也带来实惠，１９８８年职称评定被破格评为讲师，是因为有若干论文发表；两年后由基层调入领导机关，原因是“那人是个写家”。

  书读多了，各种体裁的文章都试着写，小说散文诗歌故事通讯，隔三差五还能见诸报刊。近来，萌生了在书山上添棵草在书海里加滴水的念头，适时将发表的小文整理结集出版，取名《苔花集》。“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