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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生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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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在1950年6月,一份反映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营养不够、健康水准有所下降的报告,摆在了新中国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案头,深感忧虑的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对马叙伦的建议,毛泽东随即指示:“健康第一。”他还提出,学习时间宜大减。不久,毛泽东再次致信马叙伦,信中说,学生的健康问题深值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的方针,我以为是正确的。”

  1953年6月30日,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时,毛泽东作了讲话:“我给青年们讲几句话:一,祝贺他们身体好;二,祝贺他们学习好;三,祝贺他们工作好。”他还说:“14岁到25岁的青年们,是长身体的时期……就是要多玩一点,要多娱乐一点,要蹦蹦跳跳。”

  由此,“三好”成为全国教育界的主旋律。

  从三好指示到五四决定

  毛泽东发出“三好”指示后,1953年7月,北京市教育局局长孙国随即在全市的中学干部会上作了传达,要求各校积极贯彻。

  时任北京市101中学教导主任的萧沅出席了这次会议。孙国讲话之后,萧沅随即在101中学的校行政例会上作了传达,要求师生紧跟形势,抓紧落实。

  “其实毛主席提出的三好,包括了解放初期学前苏联的那些内容。”萧沅说。当时,前苏联的提法是:共产主义教育是由智育、技术教育、德育、体育和美育五部分组成的。

  1954年6月,中共北京市委通过了《关于提高北京市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决定》(即五四决定)。决定中提出:“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学生切实做到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7月,教育部向全国教育部门通报了《五四决定》,希望各地参照执行。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一决定。

  “三好学生”出世

  五四决定之后,一些学校率先开始了三好学生的评选,有风向标作用的101中学自然走在了前面。

  时任101中学语文教师、班主任并兼任校长秘书的汪瑞华说,101中学的三好评选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但不会看家庭背景。“叶剑英的儿子年纪很小,很聪明,很调皮,就没有评上三好。”她说。

  据多方调查,1950年进入101中学的刘廷晓可能是新中国最早的三好学生之一。1953年5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视察101中学,当时就读初三的刘廷晓作为学生会副主席,参加了接待工作。刘廷晓回忆说,他是1954年(至迟1955年)被评上校三好生的。

  1955年2月和5月,“身体好、功课好、品行好”正式进入教育部公布的《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第一条。评选“三好学生”的活动逐渐在北京市属重点中学中推开。

  高校:对“三好”的各自表述

  贯彻三好的活动也在高校中展开。不过,如何贯彻三好指示,成为高校各自解读、各自表述的事情。

  青年团北京市委大学工作委员会1953年10月一份工作总结显示:在中国人民大学,“身体好”得到了普遍重视。虽然,干部工作方式“稍有强迫性”,点名、吹哨子甚至锁门,非把人赶到操场去。而学业繁重的航空学院则更强调“学习好”,这导致学生的“休息时间被挤掉了,参加课外活动的机会被剥夺了,党团活动也被挤得很少”。

  在高校中,清华大学争三好的氛围最浓厚。校长蒋南翔刚上任“清华”不久,就率领校党委积极贯彻“三好”号召和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于是,清华园里,每天晚上刚响过下晚自习的铃声,人们总可以在一、二号楼之间欣赏到快板、二胡、清唱、口琴等交织在一起的大合奏和各种军乐号练习声,而周末,一到下午4点半,学校操场上的喇叭就响起来了,把大家都轰出去锻炼。高年级同学每人穿一件红领衬衫(红领是自己到学校统一染的),列队在操场上跑圈。

  1956年4月,青年团北京市委召开北京市高等学校三好学生大会。全市1500名三好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到底哪一好是主要的”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由此,评选三好的工作提速了。但1957年以后,受形势影响,贯彻“三好”的工作开始遭遇困境。

  “一开始对‘三好’是绝对服从的,并不感觉它有什么问题。后来学来学去,提了一条,到底哪一好是最主要的?”萧沅说。

  1958年9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方针。而1959年之后,国家进入困难时期,评选三好学生的工作也逐渐放缓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好生”成为“白专生”的代名词,三好学生的评选也被废止。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中,才重新恢复。

  1982年5月5日,教育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发出通知,公布《关于在中学生中评选三好学生的试行办法》。至此,评选三好成为遍及全国各地的活动,并且开始与升学挂钩。

  进入2000年之后,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等学者多次呼吁停止三好学生评选,上海、武汉、贵阳等多地已相继改革三好生评选制度,或代之以“优秀队员”“优秀团员”称号,或与升学时的政策性加分脱钩。 新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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