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国民政府迁都南京,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也随之南移,无工业和其他支柱产业的北平(今北京),文教遂成为最重要的命脉产业。30年代前期的北平市面,主要靠一些大中学校维持繁荣。1931年,北平有26所高校,几乎占全国的一半。中等学校,1938年有88所；初等学校,1935年有246所。北平有两个国立研究院——北平研究院、中央研究院的一部,有全国最大的图书馆,古建筑、文物、文献、资料、书籍的丰富,成为学术研究最便利之处,其他的专门文化机关也很多。每年南京政府汇款给北平文教经费400余万元,加上清华、燕京、协和等特殊财源——如外国官方、民间捐赠的教育经费,比如德国宗教团体圣言公会每年给辅仁大学22万美元资助,另外还有校友、社会人士捐助,学生学费等,加上其他学校机关,每年约1000万。大中小学生以10万人计,每人以每年消费100元计,两下相合,则北平市因教育而流通的金额,总数在2000万元以上,此可谓北平的生命线。

  民国时期的北平老师备受社会尊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文教事业是北平的命脉,更重要的是,他们并非仅仅是“精神贵族”,其工资收入很高,日子过得颇为滋润。

  在北京大学校门前,停放着胡适校长500元买来的高头大汽车以及新旧不一的黄包车,走下隐士式的周作人,口含旱烟袋；脸喝得红红的数学家冯祖苟；外貌极像德国人的李四光先生,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民国前期无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低,钱的购买力很强。据杨东平在《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中所言,在那时,1元现大洋折合铜元230大枚,而一斤五花猪肉仅要30大枚,也即1元钱可以买7.6斤五花肉,现在每斤五花肉一般是人民币15元,当时的1元现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10元。

  当时公务员,一等科员月薪为100元(约今人民币1.1万元),而一般公私中学老师月薪约一百几十元(约今人民币1.3万元),高初中都教的教员和国语(语文)、英语、数学教员,月薪则在200元(约今人民币2.2万元)以上。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的“部聘教授”,月薪高达500元(约今人民币5.5万元),一般是400元(约今人民币4.4万元)。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月薪400元,后在上海做自由撰稿人,南京大学每月送干薪300元(约今人民币3.3万元)。由高校自己聘用的教授,月薪300元(约今人民币3.3万元)以上(私立大学因经费不足,情况各异)。

  所以,北平的教授,多有包车、厨师和几个保姆,社交应酬很多,就是一般大学老师也几乎天天有饭局,即使在家里,也天天摆圆桌开饭,大宴宾客,高朋满座。名教授更是不在话下,比如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就经常在家里请同事、朋友聚餐。

  由于那时候北平的著名学者为数有限,各大学争相聘请,因此一人常兼几个大学,而且都是拿全薪,月薪有的达1500元(约今人民币17万元)左右。他们生活盈余,多用于买房子,不但自用,而且出租。如英千里从英国回国后,先是在辅仁大学做教授,后又接受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为两校学生教授英国文学。同时打三份工的英千里最多时一个月能拿到1000元(约今人民币11万元)大洋。英若识到现在还记得有一次父亲领了薪水,“把大洋往桌子上一堆,让我们小孩儿趴在桌子上抓着玩儿。”英千里在京郊买了别墅,每年夏天,一家人就坐着马车从城里到温泉别墅度假。后来,他又买了一辆福特牌轿车。

  而当时北平的生活标准和物价水平是:保姆月薪约3～6元(约今人民币330～660元)；厨师8～12元(约今人民币880～1320元)；拉黄包车的车夫16～20元(约今人民币1760～2200元)；小学教师30～70元(约今人民币3300～7700元),小学校长约100元(约今人民币1.1万元)。4口之家,每月12元(约今人民币1320万元)伙食费,足可以维持小康水平。 赖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