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当上记者，51岁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他将邓小平南方视察谈话时所吐露出的字字珠玑，通过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传遍全中国，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催生了中国改革的新春潮。这篇通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称为两篇“雄文”，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8月1日上午，《香港商报》总编辑、《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陈锡添应邀来到焦作日报社，讲述了当年报道采写及发表的过程。
1992年，年轻的改革开放事业走到了迷茫的十字路口。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风云变幻莫测，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异常复杂，围绕着要不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经济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甚嚣尘上。在此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篇生动记录了邓小平在深圳所行、所思、所想、所讲的长篇通讯横空出世，似春雷，涤荡了人们心头的阴云。
回忆采写这篇通讯的过程，陈锡添记忆犹新。
1992年1月18日17时，时任《深圳特区报》副总编的陈锡添接到市委通知：邓小平同志明天9时到深圳，明天一早，随同市领导到火车站迎接，并采访邓小平同志此行的活动。同时他被告知，他是深圳市媒体此次采访的唯一文字记者。
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已是88岁高龄，这次是时隔8年之后再临深圳。“此事非同寻常”，记者的直觉和社会责任感使陈锡添格外兴奋，他认为，在这非常时期，单是“邓小平来深圳”这六个字就是大新闻了，足以引起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尽管当时有“不报道”的要求，但陈锡添没有一刻放松，还是作足了报道的准备。5天的采访，为了更准确地听到、观察到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一言一行，陈锡添想尽办法“抢占”最有利的地形，紧紧跟随邓小平同志，有几次甚至成为邓小平同志的“贴身保镖”。在每一次活动的间隙，他都要找市里陪同的领导同志核实和了解实情。晚上则整理记录，每天都要做大事记到次日凌晨。
“一定要很好地把这些报道出去!”邓小平同志关于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使陈锡添感奋不已；新闻工作者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的责任感、使命感，更让陈锡添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写作冲动。小平同志离开深圳后,陈锡添仍念念不忘要做这篇报道，并作了补充采访，每天都在酝酿、吸收、消化、提炼。3月22日,他在办公室取报纸,发现在3月21日的南方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小平同志在“先科”人中间》的1000多字的通讯。“怎么,报道的口子开了?”他立即投入《东方风来满眼春》一文的写作。对时事的准确把握、强烈的报道欲望、烂熟于心的材料、酝酿许久的文章结构，这些，都为这篇通讯的问世作好了充足的准备。就这样,边写边发排,到24日下午,11000字的长篇通讯一气呵成。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刊登了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纪实》。
巨石掀起万层浪。《羊城晚报》、《文汇报》、《中华工商时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等全文转载。3月30日晚，新华社以“A”稿向全国和海外播发了这篇纪实长文，中央电视台也于当晚《新闻联播》之后，用45分钟全文播发了这篇文章。
满怀激情写东风，一文名成动天下。时隔20年，已经71岁高龄的陈锡添谈及这篇将他送至事业顶峰的报道时说，他的成功就在于自己碰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并且抓住了这个机遇。所以，当记者一定要有政治敏感，同时平时要多学习、多积累，才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机会，机会只垂青有准备的人。
谈到对年轻记者的期望，陈锡添提了三点。他认为，记者第一要有大局意识，要有政治素质和政治敏感；第二，要有强烈的责任感，能够贡献终身，乐在其中，且乐此不疲；第三，要不断学习积累，丰富自己的知识底蕴。他说：“我们不是要去当政治家，但要有政治分析、纵观全局和大局的能力。这样才能够驾驭重大的新闻题材，才能把握好主题，把握好报道的方向，将报道做深做实。我之所以在不让报道的情况下，敢于写《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与自己对当时政治大局的分析、把握是有绝对关系的。如果你对大局不了解，对小平同志的谈话不理解，一来你不会有那么大的动力去写，二来也不敢冒那么大的风险。”
陈锡添与焦作有缘，此次是他第三次来焦作。第一次是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他作为《河南日报》的实习记者来焦作采访，然而命运使他三次与新闻擦肩而过，直到42岁时毛遂自荐到《深圳特区报》当了一名记者。他说，河南是他新闻的起点，他对焦作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第二次是2010年，他应邀参观了云台山。谈及对焦作的印象，陈锡添说：变化天翻地覆，令人惊叹。当年来实习时，焦作还是一个只是20万人口的矿区，到处黑糊糊的。现在，焦作已成为旅游名城、工业重镇，云台山非常漂亮，到处山清水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希望焦作的发展越来越好。最后，他欣然为本报题词：“贴近民生，唯真唯实。”
上图为8月1日上午，香港商报总编辑陈锡添（右一）正在本社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田建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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