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时到东北三省转了一圈，在行进的火车厢里，在疾驶的公交车内，看到不少男女青年或坐着或站着专注地玩手机，弄不清他们是在打游戏，上网聊天，还是在看新闻？同时隐隐觉得人们总以异样的眼光盯着我腰间。大连到丹东的火车上我在打盹，乘务员查票时对我喊：“醒醒！不要把手机丢了！”那话里分明有戏谑的味道。直至返途在北京一号线地铁乘车有人给我让座时，方如梦初醒——我太土了，土在手机装在腰带上的机套里，如此装束全车厢找不出第二人！猛一回想，两周内仅在哈尔滨至沈阳的火车上遇到一位和我同样方式携带手机的人，我俩并排坐着，互相瞅一眼对方腰间，相视一笑，聊了几句。那人40来岁，脸和我一样黝黑，是三江平原的一位农人。除他外，包括同行的几位驴友从未见有人腰里挂手机。

  返程至新乡，大学时的老师和同学为我接风，谈及此事，老师说“腰里横”早就不时兴了。用了多年手机的我那时才知道，将手机装在串在腰带上的套里叫“腰里横”。

  曾几何时，常在街上看到有大腹便便的人在行驶的小轿车里，左手握着方向盘，右手拿着砖头块状的东西在说话，更有肥头肥脑的人干脆将车停在人多处，站在小车旁，面向一街两行的行人对着砖头块大声讲话，好像在向对方作指示，那种神情很正经很专注，炫耀得让人咋舌。他们手里拿着的砖头块叫“大哥大”，是新名词，不知是国粹还是泊来品。后来听说还有一种移动电话叫“大姐大”，我始终没见过，或许见过只是不知道那玩意儿就是“大姐大”。

  十四年前，我曾是一个小单位的头头，在几个同事的撺掇下，千把块钱买了一个传呼机，又叫BB机。机号的后几位数曾是一次中大奖彩票的号码，可惜机主没有财气，而后每想及此，总咋咋嘴，甩甩手。为了冠冕堂皇的工作需要，给单位司机也配了一个传呼机。那时，腰带上挂个传呼机似乎增加了个人和单位的品位。半路上机器响了，找个固定电话打过去，路旁若有IP卡电话亭，插卡回个话很方便。

  1998年暑假，大学同学聚会，豫西的一位学兄已是局长了，但见其腰间并排挂着手机和传呼机。同学们说话间，一会儿传呼机响了，其利索地从腰间取出看看号码，再插入机壳，然后快速地从腰间取出手机回个话。若传呼机一会儿没响，就取出手机拨个号，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很是潇洒。末了，打印师生的地址通讯方式，四十多号人有手机的两人，有传呼机的五人，连宅电亦无的九人。

  曾听人说，有位学生的家长是当官的。班主任老师在一次电话家访结束时问那位学生的家长：“能不能把你淘汰的旧手机给咱一个？”这话，败了可怜穷教师的兴，也流露出灵魂工程师对手机那玩意儿的渴望。

  不知不觉间，坐小汽车的，骑摩托车的，开三轮车的，走路的；上班的，务农的，打工的，收破烂的，据说还有讨饭的，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山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数以亿计的人拥有了手机。手机专卖店货柜里的进口货、国产货还有山寨货五花八门，价位论百的、论千的、论万的高低不等，手机的日新月异更新换代让人们措手不及，常常叹息。大街上，穿着高跟鞋挎着进口坤包，长带当风的女士小姐们边走边旁若无人地打电话，小巷里，随处可见三教九流的汉子们人人都有“腰里横”。

  不知不觉间，大哥大、传呼机成了收藏品；不知不觉间，城市里的IP电话亭由鲜亮到残破；不知不觉间，手机套子难买了，携带手机的方式改变了，车流人海中罕见了“腰里横”。我等稍不留心，与周边人物环境已不相适应，“腰里横”显得那么扎眼，真的落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