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着人生的烛光即将熄灭，是有尊严地离开，还是躺在ICU病房里痛苦地挣扎？因为目睹了太多“临终抢救”患者的痛苦与徒劳，开国将军罗瑞卿的女儿医生罗点点建立了“不插管”俱乐部，鼓励人们签署“不过度医疗”生前预嘱，倡导患者“有尊严地死去”。(据《中国青年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生活、家庭、亲人对于每个人，正如徐志摩之于康桥那样憧憬、温暖、相依相恋。分离总是痛苦的，在死亡面前，绝大多数人都毫不犹豫地选择生命的长度，而非广度，他们更像是打光最后一颗子弹的战士，体无完肤地死去，而不是如诗人一样，即使无可奈何的离愁也表现得真挚、隽永，诗情画意。罗点点建立的“不插管”俱乐部正在告知世人：原来我们可以安静地离开。

  不幸的是，生活中的“加”法逻辑对于身患绝症的病人已是徒劳无益。对于绝症而言，再多的钱、再新的药、再前沿的医学技术都等于零。正如武警总医院肿瘤生物治疗科主任纪小龙所说，医生永远是无奈的，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实施“过度治疗”除了使病人承受不必要的生理痛苦外，还会加重病人对死亡的恐惧。

  之所以家属和医生要竭尽全力延长病人的弥留之际，答案很复杂，但大体也可以用三个词加以概括：家人、医生和体制。当亲人处在死亡边缘的时候，社会的文化和民俗会下意识地告诉我们，即使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尽百分之百的努力，可以倾家荡产，可以债台高筑，但不可以无所作为。因为在理智的背后，还有更强大的传统伦理和社会舆论在考量一个“孝子”的标准；而此刻，医生会尽力做“所有能做的事情”，不管它“合理”与否，医生们必须找到一种能无愧于病人和家属的方法，以尽可能建立起医患之间非常微妙且难以把握的信任；而医院除了要顾及单位的经济效益外，为了避免更多的官司缠身，必须将“过度治疗”进行到底。“过度治疗”是一个由文化、经济、法律、人际关系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坚固体制。很多时候，医患双方都是这个庞大系统的受害者。

  其实，罗点点建立的“不插管”俱乐部就是要努力使人们重新认识和深入理解生命与临终关怀的关系。她要告诉人们，对于绝症患者，“不作为”就是最大的“作为”。临终关怀不同于安乐死，更不意味着亲手葬送亲人的生命。除了对症治疗外，临终关怀把家庭护理、缓解症状、控制疼痛、减轻或消除病人的心理负担和消极情绪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临终关怀被引入中国以来，目前我国大约有100多家临终关怀机构、几千名从业人员，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相关临床实践服务机构已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有生便有死，死亡和出生同是世间万物的自然铁律，是“死”赋予“生”以丰满的意义。我们可以悄悄地来，也可以安静地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