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郭文杰的长篇报告文学《河南有个“台湾村”》，既是一部生动感人的文学读本，又是一部难得的人文史书。说它是“史书”，是因为它是第一次对有关南阳邓州“台湾村”高山族同胞早在360多年前由东南沿海迁徙中原、落居宛地的来龙去脉作了真实清晰的记述，是一部典型的地方性“史记”。说它又是一部“文学读本”，是因为读后让人感到它确是一部恢宏浩荡、气壮山河、动人心魄的文学作品。它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到康熙帝统一台湾，又到现实中的南阳邓州“台湾村”，故事起起伏伏、曲曲折折，呈现出了历史的悲壮雄阔，又展示了如泣如歌的现实图卷。有感人的情节，有鲜活的人物，有厚重的历史，有人文的辨析，是一部期盼两岸统一、民族团圆、中华振兴的“呐喊”之作。这部作品既体现了作家辩证的唯物史观，又足以显现其深厚的文学功底。

  这部作品所诠释和描写的内容，其时间跨度，由明末清初到现时360余年。从故事的内在联系看，以1867年（清同治六年）4月24日酉时，台湾高山族邹族部落后裔陈阿让为着祖上一句口传而跨越海峡，来到南阳邓州上营村“台湾高山族”后裔陈道平家探寻亲人，下营村的陈道平随后修出《邓州台湾土番垦屯陈氏家乘》。以此为分界线，之前，姑且称作“古”，主要述说的是战争或与战争有关的故事；之后，可称作“今”，着重叙讲寻亲或与寻亲有关的人事情节。或者说，前部分述说的是“历史”，后部分叙讲的是“现实”。历史部分，在于追根溯源邓州“台湾村”的来历根由，以台湾阿里山高山族少年依那思罗，跟随黄廷将军“随侍终生，马走人随”，后来到中原邓州垦屯于上营下营一带，与当地汉族一岑姓姑娘结婚，并改姓名为陈年。作家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将人物故事写得跌宕起伏，曲折动人。前部分的故事，在情节推演过程中，字里行间表露出作者那干练的用语、凝重的思想、凛然的义理。社会上有这样一句话，叫作“百炼钢变作绕指柔”。如果说，前部分内容显示的是“百炼钢”的话，那么，后部分内容透出的则是“绕指柔”。大陆邓州“台湾村”人寻亲的真挚愿望，台湾高山族人跨越海峡来邓州“台湾村”认亲的热切期盼。两岸高山族后裔，相隔近四个世纪，怀着骨肉间的浓浓亲情又走到了一起，相望、相拥，相亲、相融，展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定格了永志历史的时刻。如果说，作品在前半部分的人事，是通过史料，即邓州“台湾村”中的周、黄、林、蔡、许、张等姓氏后裔的族谱及相关资料为依据，透过历史烟云，辨析历史事件，理清历史脉络的话，那么，后部分，作者几乎是完全走进与邓州“台湾村”有关的现实生活当中，零距离地接触与体验真人、真事、真情、真景。身融其境，亲见其人，亲闻其声，亲自感受与体味两岸人民期盼祖国统一的殷切愿望。而对这种现实人事的描写，并非平铺直叙，让人读来索然寡味，恰恰相反，作品的描写却是情景交融、人物活泛，生气盎然，鲜活异常，从而显示出故事的凄美感人，为之动情。这归于作者驾驭语言的非凡能力，铺排故事的非凡功力，以及思想深邃的非凡实力。否则，就难以胜任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文事活动与深度写作。

  纵观作品，真可谓溯古，文路清晰，情节动人；述今，情意浓浓，柔肠百转。写过去，史料翔实，言之凿凿；话现在，真情毕现，场景馨润。作者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为邓州“台湾村”写史立传，其彰显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远远大于和高于史传本身。同时，也显现出作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高蹈品格与阔远心性。

  自以为，在所有的文体写作当中，报告文学是比较难驾驭的一种。具体到《河南有个“台湾村”》，将真实的历史，真实的现实，用文学的语言与手法真实而顺畅地表达出来，其中的景物描写、心理描写、人物肖像描写、场景描写等，这种种描写，作者运用起来得心应手，熨帖自然，浑然一体，且不乏浪漫气息。尤其令人称奇的是，作者在作品前部分的语言特色，竟能使人读起来感到有一种军旅生活的节律韵味，言语铿锵，意境昂扬。而后部分的语言特色，使人体味出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弥漫其里，情浓，意浓，情切，意切，语境意味悠长，读着心生愜意。“台湾村”里那些对生活充满着期待与信心的人们，遇到了一位可亲可敬而热爱生活的作家。

  一部史料，只要以时间为“经”，将大大小小的史事串起来，把大大小小的人物写出来，总体上讲述清楚，不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但要使其有趣味性，进而具有可读性，从而使原有躺着的史料生动起来，活灵活现，有滋有味，人性的爱恨情仇，情感的喜怒哀乐，生活的苦辣酸甜，都可以通过生花妙笔描写出来，非功力深厚的作家，是难以企及这种高度与境界的。而本书的作者做到了，而且做得让人怡神，使人感佩。

  作家郭文杰是我的老领导，又是历久弥新的文友。在多年的相处中，能感知他的那颗慧心、善心和芷兰之心，亦即慧智、良善和高洁之心。他在不同的文事场合，时常讲到的一句话是“文章草草皆千古，仕宦匆匆只十年”。他官级副厅，古制六品，在忙好政务的同时或之余，却是著述颇丰，佳作不断，为精神文明的建设增砖添瓦。他有职无职都一样地豁达大度，台上台下都一样地和蔼可亲，顺境逆境都一样地奋发向上。这来源于他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也有文学对作家品行的修养与人格的提升。精神家园的丰沛与健朗，必能使作家身心温润与阳光。从他身上可以充分体味到“修己以敬人，修己以安人”的美德，做好自己，“周而不比”的谦谦之高风亮节。与他相处，良师益友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读此书、写此文还有一种特殊的情愫。我的老家与“台湾村”接壤毗邻，可以说我是生于斯，长于斯，人生的起始阶段，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三个春秋。1979年考入河南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太行山脚下的焦作市做事。现在的“台湾村”，原来叫上营大队。我1975年高中毕业，还在上营大队学校做了三年的民办教师，每天往返五趟路基本都要经过“台湾村”。这里田陌相接，沟壑相连，炊烟弥漫，鸡犬相闻……作品中写到的现实中人物，不少都是我所知道和熟悉的。对他们的生活习性、文化习俗与汉人有别的感觉早已有察，也曾写过一篇有关“台湾村”的短文并见诸报刊，但由于受历史局限和文化局限性的影响，自己却未能去作更加深入的探访和研究，对他们说不清道不明的家事、身事、族事也已见怪不怪、司空见惯。而今读了《河南有个“台湾村”》，让我震撼的同时，又感到愧疚和汗颜，对老领导郭文杰更加感谢和敬佩。最近，我不断和“台湾村”的亲戚、朋友电话沟通，尤其谈到两岸人民期盼统一，无不流露出欣逢盛世的那副热切心肠。豫台两地同根同源，两岸“大三通”业已全面实现，郑州至台北直航的开通，早已把“天涯”变成了“咫尺”，去祖国宝岛走一趟亲戚，一天即可打一个来回。亲戚越走越亲，亲情越连越紧。

  现实中有两位人物是需要特别铭记的。一位就是作品后部分浓墨重彩写到的吴天玺女士。是她的热心帮助，牵线搭桥，才使得“台湾村”的人们日思夜想阿里山、魂牵梦绕日月潭的殷切愿望得以实现。另一位人物就是作家郭文杰，是他用文字的方式，将邓州“台湾村”与海峡彼岸的台湾高山族后裔数代口口相传的史事记录下来，使两岸族亲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生生不息，永不分离。由历史的现实，到现实的历史，绵延不断，启迪后人。两位都是有心人，两位都是用心在做，两位都是为海峡两岸高山族后裔传递亲情的“寻亲认亲大使”！

  （《河南有个“台湾村”》一书，2012年11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赵建永/油画       故乡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