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园

  《诗经》本是人类一切共同经验的母题。黛琪的这本《爱情就在桑间濮上》既借鉴了传统解读，也尝试用社会学知识去还原、理解那个时代的“道德体系”。她肯定私奔的存在，也发现国家意志在此引导爱私奔的人民过更理性的生活；她试图描述人类感情关系中的永恒之物，勾画出男女关系历经三千年的变与不变。黛琪认为，十五“国风”，无非婚俗。曹雪芹自叙《红楼梦》“大旨谈情”，“国风”实乃“大旨谈性”。从《周南·关雎》开始，爱情便意味着性的结合。《诗经》时代，性情不分；所有的情诗，都是情欲的表白与呐喊。跟随黛琪重读《诗经》，感受老祖宗的风情万种，在在处处，都是真情；点点滴滴，情都是真。

  我感觉如此方能无限逼近《诗经》的诗意，才能让读者读懂《诗经》。

  表面上，我们摆脱了古代文人伦理思想的束缚，但今天妨碍我们读懂的因素仍然不少。就胸襟来讲，今天文人未必比某些古代文人更开阔。朱熹曾主张“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这是一种值得肯定的激活传统的好办法，但今天的读者恐怕受不了——如果将《诗经》比作山歌，可能大家还相安无事；如果将《诗经》中的情感表达方式比作城市里的年轻人的恋爱方式，大家可能就谈不到一起去了——因为这与“戏说”难以区分了。

  对待每一本关于《诗经》的新书，我都会翻出作者对《桑中》的解释来看。黛琪的解释是这样的：“《桑中》是一位帅哥的艳遇记事本，所记事体，无非是帅哥美女约会后，男子喜洋洋地对同伴炫耀自己的非常艳遇。”

  在我看来，这就是对《桑中》很准确的解释。两千年前的《诗经》与今天生活经验的相似性会震惊今天的读者：在这一刻，这首诗被激活，读者真的读懂了这首诗讲的是什么。

  《关雎》也是黛琪解读得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她合情合理地讲清了三点：第一，这首诗并非赞美自由恋爱（如果是的话就不会成为经典的第一篇）；第二，“雎鸠”与“求爱”的关系；第三，“采采荇菜”与“求爱”的关系。

  黛琪说，“《关雎》讲当君子淑女两情相悦时，不可以如关关雎鸠一般，径自交合”，否则就难以解释后面的“辗转反侧”、“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等内容。那么，“荇菜”的出现有何必要？“采荇菜要两手齐下，左右包揽，方无遗漏。追求淑女，也要讲究一定的规矩方法。”

  《关雎》为何是《诗经》的第一篇？“《关雎》诗正意味着周民从自由性关系时代，进入以礼制约的家庭婚姻时代，是谓‘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地位极高，被誉为人文初篇。”

  黛琪既没有像那些旧时代的儒生，凭空弄出一个国家认可的歌颂“后妃之德”的说法，也没有在此不由分说地张扬自由恋爱的天然神圣性。她肯定“奔”的存在，但也发现国家意志在此引导爱“奔”的民众过更理性的生活。这种解读合乎理性，同样也诗意盎然。

  除了让经典变得容易理解，真正的阐释还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跟传统解读进行持续有效、不断更新的对话，通过新视野激活旧传统来重新理解当下的处境。

  在读《芄兰》这首诗的时候，黛琪说：孔夫子还说过，诗可以“兴观群怨”，这首诗如果是一群女生合唱，其情活泼，其态娇嗔，想必好看又好听。

  思路尖新可喜，加强了这首诗与读者之间的张力，与孔夫子的想法也并没有矛盾。博学的知识分子也许会在此加上古希腊合唱队的联想，其实不必惊动西人了，在这个时候，稍具感受力的读者定会像黛琪那样，“感激古人通情达理、兴味盎然地描写了这一典型场景”。

  考虑到《诗经》中的诗歌是被“选”出来的，所以我们应该时常提醒自己，它被“选”出来的原因很可能主要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在浩如烟海、内容相似的民歌中让编选者眼前一亮。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首诗歌的价值，除了考虑它如何很好地“表现”了“社会现象”，还要设想它脱颖而出的原因：可能是“微妙”，也可能是黛琪常常提到的“理性”与“平和”，因为在高音量比赛中读者很快就会疲倦；只有保持婉转与优雅，我们的诗歌传统才有可能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