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申行运，温县人，1952年出生，1978年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军医系，后在国防科委某院校任教15年。1993年始，他从事航天员医疗保障工作，1996年承担航天员大队筹备、组建工作，同年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首任大队长，全程参与了我国首批航天员的选拔。13年间，申行运带领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等14名航天员圆满完成了“神五”、“神六”、“神七”载人航天飞行任务。2009年，申行运光荣退休，现任中国航天基金会宣传部长。

  本报记者 陈作华 王水涛

  神圣的使命，神奇的职业，神秘的生活，在承载着中华儿女千年飞天梦想的众多航天人中，曾有他的身影——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首任大队长申行运。

  他的麾下，是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翟志刚等中国第一代航天员。他的骄傲，是这支队伍顺利完成了我国首次太空载人飞行、首次太空舱内活动、首次太空出舱等开创性航天任务。

  近日，应本报《天南地北焦作人》栏目约请，申行运特地介绍了他担任航天员大队大队长期间的一些“内幕”情况。

  航天员是这样选出的

  身材笔挺，双目有神，精神饱满，语气爽朗，初见申行运，看不出他今年已是花甲之年。

  “咱们多谈航天员，多谈航天事业，少说我自己。”采访伊始，申行运对记者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申行运是我市温县人。18岁那年，他应征入伍。冥冥之中，他与航天事业似乎早有一种约契，其所在的部队直接开拔到即将开建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

  四周崇山峻岭，脚下一片荒芜。修路、架桥、建房，这样的工作干了一年后，他当上了卫生员。三年后，他走进了位于广州的第一军医大学军医系课堂。1978年，他被分配到地处东北地区的国防科委某部队院校。讲台上，他一站就是15年。

  1993年，随着中央军委关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上马的决定，他被选调到北京，负责航天员医疗保障与监督工作。随后，他参与了航天员大队的筹备、组建与航天员选拔的全过程。1996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他被任命为大队长。

  “航天员的选拔原则是好中选好、优中选优。”申行运介绍了我国第一批航天员诞生的过程。

  航天员是从全军歼击机、强击机飞行员中选拔的。首先是档案筛选，要求在年龄、身高、体重、学历、飞行小时和当前身体状况、无烟酒嗜好等方面同时符合规定要求。这样一来，几千人变成了几百人。第二步是初选，通过严格体检，只留下60人。第三步是复选，让复选对象集中住进北京某部队医院，进行历时十多天的全面、深度身体检查。

  接下来是评定录取。把通过体检的人送到中国航天中心，模拟各种航天环境进行体验式考察。由此，60人变成了20人。再把这20人的家属和孩子接到北京，进行有无传染病的检查。

  最后，14人被选定——这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第一批队员。

  航天员是这样炼成的

  1998年1月5日，北京航天城。14名来自空军部队的飞行员摘下飞行徽标，换上了镶嵌着金色航天徽标的航天队服。“从这一天起，我就与咱们国家第一批航天员朝夕相处。”申行运说。

  生活中，申行运和航天员们像亲兄弟一样相处；工作中，他又要进行极为严格的管理。他参与编写了一整套高度限制性的规章制度，规定航天员们有“五不准”，即不准在外就餐，不准私自外出，不准与不明身份的人接触，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准吸烟喝酒。

  “限制就是待遇。”申行运说，“这些天之骄子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而他们的高度自律让我深为钦佩。”

  申行运在保护航天员方面可谓铁面无私。“神五”发射前，中央电视台一位知名记者前往采访。由于正处“非典”时期，申行运与他“约法五章”：不准握手，不准合影，保持5米以上距离，摄像记者穿戴隔离衣，用两台电风扇从被采访人的位置向采访人的方向吹。

  及时解除航天员的心理负担和不良情绪，保证他们以最佳状态参加学习和训练……申行运把思想工作做得无微不至。

  记得2001年年底，杨利伟的妻子患病住院，需要进行手术，5岁的儿子无人照管。可正在此时，航天员大队要去外地进行训练，且所有训练都是一次性的，缺课不补。如果缺席这次训练，很可能导致他与即将实施的载人航天飞行失之交臂。去还是不去？杨利伟的心里充满了痛苦和矛盾。最终，他还是按时和大家一起出发。“到了驻地，我有意和他住在同一房间，随时观察他的情绪变化，及时做心理疏导工作。”申行运说。

  航天员们除了要学习30多门理论课程外，还要接受8类56项专业训练。“超重耐力训练，要求航天员在承受8倍于自身体重的重力条件下，能够保持正常呼吸和思维能力。每次短短的40秒，几乎都要耗尽身体健壮的航天员们全部的体力和精力。前庭功能训练，坚持15分钟算及格。我试了一下，到第三圈就晕得不行了，可我的队员们几乎几天都要忍受生理极限的挑战。”申行运有些动情地说。

  “睡眠剥夺训练，要求队员们在隔离舱内连续工作72个小时不能合眼。离心机训练又称魔鬼训练，且伴随全部训练过程。低压缺氧训练，要求队员们承受相当于以每秒15米的速度，迅速提升到5000米高空因缺氧和迅速减压带来的考验。这些训练项目器械上均装有制动按钮，谁要承受不了，可以自行按下按钮结束训练，但在所有的训练中，没有一人触动按钮。”

  某一年的寒冬，申行运带队到俄罗斯最北边的空军基地进行寒区生存训练。这里位于北冰洋岸边、北极圈内，四野白雪茫茫。在零下40℃至零下50℃的冰天雪地里，队员们要设法坚持48小时。“我每天上、下午各去队员们所处的冰窟里探望一次，主要是查看他们是否被冻伤。在听到有队员说‘有冻死的感觉’时，我对队员们肃然起敬。”申行运说。

  “就这样，中国第一代航天员凭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创造出了零淘汰率的辉煌成绩。2003年7月，经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选评委员会评定，14名航天员全部具备了独立执行航天飞行任务的能力。”

  航天员是这样起飞的

  “10、9、8……5、4、3、2、1，点火！”随着震耳欲聋的一声巨响，神箭托举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直刺苍穹，中国航天员杨利伟开始了中华民族的“飞天”之旅。

  现场观看发射的人群欢呼雀跃，庆祝这个历史性的时刻，而申行运此时则泪水盈眶。

  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申行运带领航天员提前到达发射中心。直到发射前一天下午5时，杨利伟被确定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第一人选的决定才正式下达。决定同时宣布，翟志刚为第一备份，聂海胜为第二备份。

  按照日程安排，14日20时30分杨利伟就要休息。20时20分，申行运来到杨利伟的房间。

  “利伟，怎么样？”他担心杨利伟压力太大休息不好，专门过来询问。“我知道，如果杨利伟因休息不好导致状态欠佳，哪怕是血压、心跳、呼吸等有一点点变化，都可能被换掉。”申行运说。

  “队长，没事，我睡得着。”杨利伟说。看到杨利伟状态良好，申行运放心地离开了他的房间。

  15日2时，医生叫醒杨利伟，为他做了最后一次身体检查。

  3时，是早餐时间。申行运把深颜色的可乐往每人的杯子里滴了一点，以水代酒为杨利伟壮行：“再过几个小时你就要出征了，我代表航天员大队全体战友祝你凯旋，我们在北京等着你！”

  5时，出征仪式按时举行。之后，杨利伟被送往发射场。6时15分，飞船返回舱关闭。9时整，火箭点火。“那天天气特别好，我站在离发射场1公里的地方，目送火箭起飞，逃逸塔分离、箭体按规定程序转弯，直到消失在视线之外，我的眼泪流了下来。”申行运说。

  “那一刻，心情很复杂，既为他默祷祝福，又为他捏一把汗。”申行运说，“这毕竟是咱们国家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呀。美国是世界航天大国，可就在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从太空返回，距着陆只剩16分钟时，在得克萨斯州北部上空解体坠毁，7名航天员不幸罹难。从1961年加加林上天，到2005年我国神六返回地面，全世界共有451名航天员执行过航天任务，其中22人牺牲。高科技与高风险同在，航天任务极具风险性。”

  经过21小时23分钟的飞行，杨利伟在绕地球飞行14圈后安全返回地面。这也宣告了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直到杨利伟安全着陆出舱那一刻，我一直悬着的心才放到肚子里。”申行运说。

  “2005年10月12日，神舟六号发射升空。此次飞行预示着，执行本次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将在太空度过41岁的生日。前一天晚上，我特意来到他的房间表达祝贺。2008年9月25日，神舟七号成功发射，航天员翟志刚史无前例地进行了19分35秒的出舱活动。由此，我国也成为了世界第三个掌握空间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申行运说。

  2009年5月，担任了13年航天员大队大队长的申行运光荣退休。如今，申行运虽然离开了航天员大队，但他依然为神圣的航天事业忙碌着。

  申行运，现任中国航天基金会宣传部长，长年奔波于全国各地作报告，讲述航天员们的英雄事迹，传递载人航天的奋斗精神。他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航天事业，为我国的航天事业多播撒些希望的种子，为培养航天员的后备力量多做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