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日成为中国驾驶员的分水岭。随着新交规的施行，尤其是对“闯黄灯扣6分”的渲染，大伙儿开车都有些战战兢兢，也弄出很多啼笑皆非的段子与真实故事来。在争议之下，公安部门又宣布“闯黄灯扣6分”暂不执行，对当事人以批评教育为主。此后公安部门又对网上传闻进行辟谣——可见，规则的制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事前必须做足功课。

  中国正在进入汽车社会，但远未适应汽车社会，一些地方此前交警执法乱象频生，也有认真执法的交警遭到阻碍甚至侮辱，例如太原街头李衙内醉酒殴打交警，还自称“是在执行家法”。无论种种“陋规”还是所谓“家法”，实则都是超越规则的“规矩”。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要迅速形成大家公认的规则，摆脱少数人制定的规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张居正的“房车”

  公元1578年，大明万历六年三月，在京城到湖北江陵的官道上，一台巨大的轿子三十二个人抬着，官员路边跪迎。大轿子里坐着首辅张居正。

  这台大轿子有多大？史载：需三十二人抬，有卧室、客厅和厕所，轿子两边还有观景回廊。后人估算，这轿子应在五十平方米左右，移动的豪华的一房一厅。放在今天，那是一台超级房车了。这大轿子同时也是张居正的移动办公室，走到哪里，四方奏章亦快马加鞭追到哪里，然后由他在轿中现场票拟，再送司礼监批红，即便北部边疆的总兵官们也是直接将邸报传递给这位首辅。就犹如今天美、俄总统在外，仍拎着个核手提箱一般。

  这顶大轿子，是真定知府钱普赠送的，历史小说《张居正》中曾对此有过形象描写：

  “轿四周的锦栏，雕有百鸟百花图案，一喙一羽一枝一叶，莫不色彩斑斓栩栩如生。轿顶用灿若金线的细篾丝密密编织而成，外面再罩以防水的明黄油绢，轿顶飞卷如曲面屋顶，四角牙檐峭拔，各踞有一只金凤展翅欲飞。顶檐之下是一圈高约一尺的垂幔，亦由华丽的黄缎制成，和风之下，幔上缀饰的猩红丝绦微微摆动，如丝弦上拂动的纤纤玉手，令人遐思陡生。垂幔半掩之中，是白绢轻敷的花格明窗，两边各有四扇，惊艳的窗花，却是远近闻名的当地艺人的剪纸……这轿屋一进两间，外间摆有书案，案上有纸笔墨砚。案几两旁，各站有一名十五六岁的水灵灵的妙龄少女，里间较小，仅搁一张床，权作倦卧的薰香兰室。顶上都是别具匠心的彩绘，脚下铺的是加厚的猩红地毯，踩上去柔柔软软没有一点声音……” 

  那时没有警笛，也没有开道车，但其声势，远非今日可比：漫漫长路上，宦官、锦衣卫、仆役等一群人簇拥着这个巨无霸前行。轿子后面还跟着戚继光派的火铳手，他们执着当时最先进的火器，给首辅大人当保镖。路上自然早就清理了，要拓宽的路拓宽了，要加固的桥加固了，“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张居正，坐在大轿子里，当然是顾盼自雄。后来他启程回京，一路排场更大，甚至超过了皇帝出巡。

  张居正确实被权力冲昏了头脑，他应该知道自己这一顶大轿子犯了“僭越”大忌，但他那时正处于权力的巅峰，他是能够定规矩的人。

  规矩的核心是强化等级

  如果在朱元璋时代，张居正坐这么大一顶轿子，早就人头喀嚓落地了。

  朱元璋穷苦出身，当上皇帝后，国家因多年战乱破败不堪，所以他于己于人，要求处处节俭。《明史》载，有一次，有司奏请，要把他乘坐的轿子装饰一下，需用黄金若干。他说，不必了，用铜就可以。臣下讨他的好，说：即使用纯金，又能费多少？朱元璋答道：“朕富有四海，岂吝乎此？然所谓俭约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且奢侈之原未有不由小至大者也。”

  明景泰年间以后，朝廷放宽了对官员坐轿的限制，官员开始坐轿出行，骑马非常罕见。这一时期，各级官员几乎无一不是豪华轿子的狂热追求者，轿子成为要面子、讲排场的最佳载体。但像张居正这般敢坐三十二人抬的大轿的臣子，也就仅此一例了。他不是不知道前人定下的规矩，但这位常自诩“我非相，乃摄也”的权臣，可以为自己定下新的规矩。

  定下规矩的，总是权势人物，否则再有道理，也没人服从。相反，权势者定的规矩，即使极不合理，也能被遵从。张居正坐三十二人抬的大轿子，已经很夸张了，但是到了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坐的是六十四人轿，东王杨秀清坐的是四十八人轿，他们从王府出来，南京城就要全城戒严，老百姓要跪在路边，背对着他们的仪仗队，否则死路一条，而且死得很惨，被凌迟或“点天灯”。

  定规矩的人，无不是遵循“官本位”的核心，以等级森严来强调、强化自我的权势。清王朝对轿子的使用规定最为细致也最为严格。《大清律例》规定：三品以上京官使用四人轿，出京可以坐八人轿，外省督抚也用八人轿，普通官员坐四人轿。所以，“八抬大轿”成为高级官员的出行标志。彼时轿子已经完全成为权力的象征，骑马和乘车则被认为是下贱的行为，以至于八旗将领上前线指挥作战也都坐着轿子。

  坐着轿子去指挥打仗，荒诞吧，但这恰恰就是那时的官场规矩。

  从规矩到规则，路还很长

  1582年，万历十年农历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享年五十八岁。他的葬礼可谓极备哀荣。然而，仅仅过了九个月，一切都变了，明神宗下诏追夺张居正官秩，接着又下诏查抄张府，昔日显赫的江陵张府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张居正甚至差一点被断棺戮尸。《明实录》如此评价张居正：“威权震主，祸萌骖乘。何怪乎身死未几，而戮辱随之！”

  明神宗长期生活在张居正定的规矩的阴影下，当他终于能够打翻张居正、自己定规矩时，那一刻享受到了何等的权力快感？

  对权力的追求者来说，最大的爱好，自然是打破前人定的规矩，确定自己的规矩。

  在中国古代，轿子一直是官威的象征。唐朝初期，轿子只是皇帝和嫔妃的代步工具，其他人是没有资格享用的，后来放开了，但也仅限于很小的范围。北宋也是如此，一直到了南宋迁都临安，因为江南多雨、道路泥泞，赵构才定下新的规矩，允许官员坐轿，但规定祭祀时必须骑马，不得坐轿。从此，轿子在官场中逐步开始使用起来，形成一套等级森严的坐轿规矩。

  在人治时代，一个国家要想拥有人人遵守的公平的规则，并不可能。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法律底线，但由于“刑不上大夫”，这一底线仍屡屡被打破。

  很多人无法区分规矩与规则，简而言之，规矩是一个人对其他人的要求，规则则是大家一起制定、一起共同遵守的文化行为准则。换言之，规矩是制定出来的，而规则，则是大家或者大家的代表们一起讨论出来的，符合也捍卫了大多数人的利益。

  在汽车还很匮乏的年代，汽车是权力的象征。但是在今天，汽车已经进入千家万户，虽然不免用品牌、排量等来区分，但是跟当年坐轿子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西方国家早已有与汽车相关的各项完善的规则，而作为新的汽车大国，中国也在不断完善规则的制定，虽然不免出现“闯黄灯扣6分”一类的插曲，但恰恰是这个插曲，提醒规则制定者，要深入调研、要广纳民智。

  完善的规则，是对各种规矩的最好替代，这也是一个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必由之路。但是这条路还很长，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社会，如何让规则凝聚共识，寻找最大公约数，是一个全社会都值得为之努力的方向。           新 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