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利塔分布图

  核心提示：

  中国佛塔，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同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有机融合的产物。

  公元前486年,也就是中国春秋末期周敬王34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在娑罗双树下涅槃，其遗体焚化后，诸弟子捡得佛舍利，分在八国造塔供奉。公元前270年，阿育王登上孔雀王朝王位后，对外连年征战，血流成河；对内严刑酷法，杀人无数。直到遇见佛门弟子加行，亲见佛法之神妙，方才大彻大悟，从此洗心革面，弘扬佛法，佛教也因此得以在孔雀王朝蓬勃发展，盛极一时。当他听到当年分成八份的佛陀舍利，现在已到广布天下、利乐无量众生之时，就下令将这些舍利重新集中，令使者分送世界各地建造灵塔，这便是佛教中有名的“阿育王建八万四千塔”典故，其中在中国建舍利塔十九座，位于武陟的妙乐寺塔就是其中之一。

  一、真身舍利塔

  在元代的《重修大妙乐寺碑》中，妙乐寺塔序列是第十五。清康熙四十二年《重修妙乐塔记碑》说：“元延祐元年，达公和尚碑一通，碑面载佛于双树焚金躯，灰烬灭时余舍利灵骨，收建宝塔一十九所，妙乐塔其一也，系阿育王始造，碑荫勒十九所塔名，妙乐塔序列第十五，是此塔乃舍利之宝藏。”民国初年，著名金石学家顾燮光在《河朔访古随笔》中记载了武陟元《重修大妙乐寺碑》碑阴所刊之十九塔：“元沙门智明撰《重修大妙乐寺碑》，碑阴刊天下宝塔一十九名：南京开宝塔、青州临淄塔、金陵长竿塔、河中普救塔、凤翔法门塔、瓜州城东塔、沙州大乘塔、洛阳白马塔、梁州姑藏塔、甘州删丹塔、蜀州龙兴塔、代州圆果塔、平阳霍山塔、成都福盛（感）塔、怀州妙乐塔、郑州超化塔、太原净明塔、辽州榆舍（社）塔、魏府临潢塔。妙乐寺舍利塔亦列入焉，其真名迹可知。”

  元碑所载之十九塔，与唐代文献如《广弘明集》（唐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唐释道宣）、《法苑珠林》（唐释道世）和《敦煌文献·P2977》等记载相比较，基本情况变化不大，但小有出入。即元碑有“南京开宝塔、蜀州龙兴塔”，而无唐文献之“西晋会稽鄮塔、隋益州晋源县塔”。 其中的“南京开宝塔”即我们熟知的开封铁塔（佑国寺塔），其所供奉舍利，即是吴越降北宋后，取“会稽鄮塔”之舍利入汴梁，故取而代之。“蜀州龙兴塔”，即今四川彭州龙兴塔，至于唐文献中的“晋源县塔”，在当时就仅是具名而已，寺址无可寻觅，有的文献甚至漏为空白。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妙乐寺塔，为重修之塔（五代后周苏允平所撰碑额即“妙乐寺重修真身舍利塔碑”），于后周广顺三年（953年）开工，显德元年（954年）建成，其塔刹有宣徽院兵马使王廷矩合家姓名铸铜环柱上，铭文落款时间为：“显德二年岁次乙卯二月庚子朔二十一日庚申建。”从重修碑文也是作于显德二年看，则妙乐寺塔应为在显德二年举行竣工典礼（或为佛家所称之“开光”仪式），故历代《府志》、《县志》所载：“后周显德二年修”，所本即此。

  二、源远流长

  唐文献中，说妙乐寺塔为 “隋怀州妙乐寺塔”，但从隋仁寿年间隋文帝建舍利塔之事看，第一次是仁寿元年六月于三十州起舍利塔，此三十州中无怀州。第二次是仁寿二年四月八日于五十一州同时起塔，这次有怀州，但是根据后附的各州瑞应表，表明这一次初建的怀州塔并非妙乐寺塔，而是河内县的长寿寺塔（即今沁阳天宁寺，唐名大云寺）。这说明妙乐寺塔当非是隋代初建。

  佛教东传华夏，于史有记乃在东汉明帝时。隋代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中说，汉明帝于永平七年夜梦金人，因而遣使赴天竺寻佛，“于月支国遇摄摩腾，写得佛经四十二章并获画像。载以白马还达雒阳，因起伽蓝名白马寺，诸州竞立报白马恩。”

  这里费长房所说的“州”，有可能是习惯性的以隋代行政区划来称呼，因为东汉时的州是“州刺史部”，为监察体制，全国共有十三个州，州刺史为高级监察官吏，品秩不过六百石，还不如县令高（一千石）。行政区实体分为郡、县两级，当时河内郡与首都洛阳仅一河之隔，位置十分重要，为拱卫京畿之要地。各地要建塔奉佛，郡治之所在当然是最佳的选择；所以，在寺塔的选址上就有了不二的选择——朝向洛阳的县城西南方了！且佛教初来东土，形制还都是原始的以塔为中心的“先塔后寺”模式，所以，妙乐寺塔的始建年代远可上溯至与白马寺之同时代。

  那么，最初建的妙乐寺塔是什么样的呢？原始的印度佛塔，为半圆塚状的“覆钵塔”，也就是“窣堵波”，即在台基上建倒置的覆钵体，上面再建由柱状物构成的装饰性标志。如《广弘明集》记载的十七塔中，“甘州东百二十里删丹县城东弱水北土堆，古老云育王古塔”、“晋州北霍山南土堆，古老云是育王寺塔”，可见初始之“阿育王塔”均应为半圆塚（土堆）状的覆钵塔，由此而断，最初的妙乐寺真身舍利塔同样应该是覆钵塔之形制。

  西晋时曾任怀县令的著名文学家潘岳《在怀县作二首》（一名《朱明二诗》）诗中，就有“登城望郊甸，游目历朝寺”、“眷然顾巩洛，山川邈离异”之句，巩洛为其父所葬之地，故可判断诗人此时是站在城墙的西南角向着巩、洛方向遥望。按照时序之先后，诗人在这里首先“登城望郊甸”，看的是城郊景色，是实写，所以他“游目”所看到的“历朝寺”，必然是坐落于城外西南隅的妙乐寺和妙乐寺塔。

  三、千古沧桑

  明代赵贞吉（隆庆间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道经妙乐寺时，曾作《过妙乐塔》诗：“洪流千古意，孤塔往来人。寂寂留双槿，花开不计春。”明人牛自新亦有《怀宫咏古诗》：“木栾雄镇傍城阿，艺祖当年屡此过。两岸绿杨环沁水，一原芳草蔚黄河。山涛祠古莺花老，天乙坟荒岁月多。妙乐塔前聊纵目，清风岭上有悬萝。”

  据民国初年顾燮光《河朔访古新录》所记，“光绪间沁河横决（应为光绪十三年杨庄民堤决口），全寺荡然，遗址尚存”，“今寺依塔建筑，规模极隘”，“塔前有槿树二株，蔽日凌云，已数百年”。1939年8月，日军在五车口扒开沁河南岸大堤，大水横流，沁南尽成泽国；1942年8月，国民党区长孟新吾又在东小虹沁河堤上扒口，沁南大部受淹，自此，妙乐寺寺院全毁，唯塔独存，或许那数百年的双槿树就消失在这期间，也未可知。真是国犹不幸，寺何以堪？国家命运与寺院之兴衰真是紧紧相连。

  1936年11月11日到13日，与梁思成先生齐名的著名建筑学家、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率研究生陈明达、赵正之（法参）来到武陟考察古建筑，11月13日考察妙乐寺塔，不过当时去妙乐寺塔的是陈明达、赵正之二人，刘敦桢先生因故未能成行。刘先生在其日记中，对妙乐寺塔的结构（应当是听二位研究生描述）进行了初步分析，即得出“疑此塔为唐或五代遗构”的结论。这次妙乐寺塔与建筑名家擦肩而过，固然有些遗憾，但联系到次年抗日战争即全面爆发，则妙乐寺塔在默默无闻中，文物瑰宝免遭日军劫掠，则又该算得上是件好事吧？

  建国后，妙乐寺塔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保护，1960年，县文化馆对塔基进行了砌石加固；1963年6月，被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改革开放后，张驭寰、罗哲文、谢辰生等诸多著名建筑文保专家都曾亲来考察妙乐寺塔。1993年，省古建所对该塔进行了全面保护性维修；2001年6月，被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四、瞻望前景

  2007年4月16日，在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旨在保护、研究建筑历史文化遗产的非官方学术组织——建筑文化考察组金磊、刘锦标、殷力欣、温玉清、陈鹤、柳笛等一行，参照当年刘敦桢先生河南古建筑考察之路线，在武陟先后考察了嘉应观、普济寺、人民胜利渠首、妙乐寺塔、千佛阁等古今建筑。

  对于妙乐寺塔，他们认为：“……颇为引起本组注意的，却是关于妙乐寺之寺史及其舍利塔渊源的数条史料。初唐诸如释道世撰《法苑珠林》、释道宣撰《广弘明集》等佛教典籍中皆有‘隋怀州妙乐寺塔’的记载，且称之为阿育王在中国为供奉佛祖舍利所建的十九座佛塔之一。由此可知，初唐佛教典籍中的妙乐寺塔，乃阿育王所建十九座真身舍利塔之一，可以想见当年其声名之显赫，规制之殊胜。初唐佛典所记隋怀州妙乐寺‘五级白浮图’与今日所见十三层密檐砖塔的渊源与关联，甚是耐人寻味之处。‘方基十五步’的平面尺度约与今存砖塔相符，极为细密‘侧石编砌’的五级浮屠与今之砖砌十三级塔身却不甚相合，因今日所见砖砌塔身并未有砌石痕迹，故‘以石编之，石长五尺，阔三寸’、‘侧石编砌’之法，皆不得知。史籍所述五代后周显德二年之创建，其晚于初唐佛典之编撰年代近三百年，或可至少推测妙乐寺塔应始建于隋末或初唐，而阿育王舍利塔与更为久远的历史渊源与关联，则须有待来日更为详缜的考证了。”(《豫北建筑史迹考察纪略（二）：写在刘敦桢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之三》，原载于《建筑创作》2008.3)

  今天，国家安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对于精神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充分挖掘妙乐寺塔厚重的佛教文化遗产，打造以佛教文化为核心的旅游产业，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正逢其时。我县“八区四路”规划中，将妙乐寺塔景区定位为和谐田园之城，成为全市重点推进的十大文化旅游园区之一。

  现在，妙乐寺塔景区管理中心已经成立，景区规划总面积5.5平方公里，将以妙乐寺塔为中心，形成“一轴、四带、五区”：一轴为贯穿整个旅游区的佛文化主轴线；“四带”为以世界佛博园为主的世界佛博文化展示带、以隋唐风情街为依托的隋唐风情带、以水体为串联的景观水体带和以山体为屏障的山体屏障带；“五区”为入口集散区、妙乐寺区、遗址公园区、隋唐风情街区和佛博园区。

  千年沧桑弹指过，盛世今逢重增辉，佛法但结有缘，福田广种无边，让我们拭目以待，期盼和迎接妙乐寺塔景区的明天！

  (武陟县作家协会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