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上小学二年级。六一节时，我和春草姐等5位同学一起戴上红领巾，成了班上首批少先队员。当时，“文革”还没开始，加入少先队门槛很高，既不像后来，只要根红苗正都能当“红小兵”、戴红袖标，也不像现在，只要上小学，全都是“红领巾”，那要到二年级才有入队资格，且须德智体全面衡量，优中选优，每批次都有严格的人数限制，能首先加入少先队是件很光荣的事情。

  入队仪式上，大姐姐帮着佩戴红领巾时，我激动兴奋，难以自持，很想在她鲜嫩的脸上亲一口，想着将这珍贵的“礼物”带回家，父母一定无须胳肢就会笑得眉歪眼邪，说不定还会奖励个白蒸馍，觉着美得盖了帽。几个月没见过白蒸馍了，光记着好吃，啥味儿都快忘光了。

  仪式结束，回到班上，老师一句话像瓢冷水，兜头将欢喜的火苗浇个半死。红领巾虽是发的，却要收工本费。原本一条两毛钱，为减轻学生负担，村里垫付一毛，学生负担一毛。一毛钱，搁现在，丢到地上都懒得弯腰捡起。可那时，村里穷得除了空气还不紧缺，吃喝穿戴一应家用像是夏日红薯窖底的氧气，稀缺得活能困死人。整劳力披星戴月干一天，日值不过5分钱，一年分的粮食不够俩月吃。“村无隔夜粮，糠菜度饥荒。家没一块钱，咸盐鸡蛋换”，是那时生活的真实写照。佩戴红领巾本是高兴事，可一和钱挂钩，心立刻沉腾腾，像嵌进两疙瘩铅块。

  我回到家，妈见了怪高兴，拿着红领巾不停地摩挲观赏，夸做工细、颜色鲜，让我戴上反复赏看，说既乖又俊顶好看。我说得缴一毛钱，妈“啊唷”一声，显然，她没想到会要钱，又怕我觉出她心疼钱，强装大方地说，一毛就一毛，挣钱就是让花的，妈有钱。说着，在姥姥陪嫁的旧箱底抓摸半天，拿出个叠成小老鼠样的手绢，一层层剥开后，呈现出打着卷的纸币，妈小心将它捋展，是两张一毛钱。妈拿出一张给我，说拿牢实，到学校先交给老师，千万别弄丢了。说罢，将另一张钱原样卷上，包进手绢，娇滴滴锁进箱里。

  吃完饭，我正要上学，隔壁三娘来了。一进门，边大嗓喊我，边抖着手里的红领巾说，发这顶啥用，又不挡饥，也不抵渴，还得花一毛钱，家里又没开银行，哪来的钱？给，替春草退了，俺不要！我说三娘，好多同学想戴都戴不上，这得来很不容易，春草姐会让退？三娘说让不让不由她，除非她有钱买。说着，把红领巾往我手里一塞，扭头走了，好像这红领巾是我发给她的。三娘就这样，蛮劲一上来，根本不讲理。一辈子连个孩子也不会生，二娘又太能生，她便要了春草做继女。春草哭着死活不依，她便强行做主找来我家。

  三娘走后，我对妈说，退掉红领巾比扇春草姐巴掌还难受。咱家还有一毛钱，替她买了吧。尽管妈也心疼那一毛钱，还是依着我从箱底摸出手绢，取出一毛钱给了我。

  本想喊春草姐一起上学，但想起三娘那张难看的大胖脸，便躲过她家门，直接去了学校。

  我缴过钱，等着给春草姐红领巾，可直到上课，也没见她来。下午放学，我跑往她家，见大门虚掩，推门便进，喊了半天，却无人应答。出来碰见二爷，方知春草嫌退掉红领巾丢人现眼，一气之下，在给继父喂了药后，喝下治棉虫的剧毒农药，正在乡卫生院抢救。天呐，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我一气跑到卫生院，却见几个叔伯抹着眼泪，抬着担架正往外走，三娘和妈哭成泪人……春草姐死了，这是真的。我喊一声春草姐，扑向担架，放声号啕起来。她很安详地躺着，像睡熟了一样，依然那么乖巧漂亮，漂亮得有些神圣。但是，它却再也不属于人间，不属于校园，不属于我们曾经共有的童年！

  殡埋很简单，在村北挖个坑，几块木板订个简易匣子，将春草姐搁进去，两个人抬着木板盖上，正要用铁锤揳钉子，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扑过去，推开盖板，要再看春草姐最后一眼。热泪滚滚中，我将被泪水打湿的那条属于她的红领巾，从早已冰凉的脖子下穿过来，庄重地佩戴到她的胸前。最后，我直起身子，举起右手，给春草姐行了个标准的少先队礼，说声姐姐再见，一路走好……

  我诅咒，诅咒那一毛钱逼死春草姐的辛酸生活。我埋怨，埋怨要强的春草姐不该轻生，硬着身子挺一阵，就会柳暗花明，就有过不完的好日子。可她竟等不到这一天，真是天大的遗憾！如果春草姐还健在，她的孩子一定和千千万万个“红领巾”一样，正享受着甜糖蜜意的生活，那该是多么美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