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下旬，英国BBC报道了中国“剩女”——她们往往27岁以上，自信、收入高、名牌大学毕业、有房，但嗷嗷待嫁，每个人都有一颗“恨嫁”的心。中国“剩女”似乎走向世界了。但性别比表明，35岁以下的中国待婚者中男性的人数多于女性，上海20岁左右的男性的人数仍多于同龄女性。然而，“剩女”一说为何仍甚嚣尘上？

  笔者对此现象有较长期的关注，基于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我有一些发现：

  “剩女”是一个被社会建构的伪命题，其背后隐含着“男主外，女主内”的二元对立式性别价值体系。“剩女”话题的盛行，彰显了作为规制手段的婚姻和家庭的权威，也离不开市场化媒体的积极参与。这一话题性感又富有挑衅，容易吸引眼球，它不但推动并固化了“剩女”在日常生活语言中的普及，而且巩固了社会对女性进入婚姻的期待和规制。城市“剩女”面临嫁与不嫁、何时出嫁、嫁给谁的问题；处在择偶婚姻链条最底端的广大农村“剩男”，则除了“购买”新娘之外，难以找到结婚对象。

  与之相伴的是“白发相亲”，即父母代替子女相亲。在上海，这些父母介于50到70岁之间，绝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他们中七成人曾上山下乡、经历“文革”，而且一半以上人的配偶也是知青。从教育水平、职业和住房三个指标来看，他们是上海的中产阶层。上世纪80年代返城潮开始后，这些回城青年开始聚集在公园为自己寻找配偶；20多年以后，当他们的子女进入择偶阶段后，他们又开始为子女相亲。

  “白发相亲”是他们对当下经济、政治和社会变迁尤其是市场化的一种回应与策略。一方面，独生子女一代是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纸尿裤一代”，其自我意识和自我中心的实用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比父辈们强烈；自我塑造、展现自我和追求个人发展的意愿与动力更强大；同时，他们对感情、婚姻和家庭生活有异于父辈的理解。

  另一方面，在网络和新媒体的技术条件下，他们与那些生活在西方的同龄人相差无几，这是中国新个体主义中体现现代与后现代层面的部分，表现出来的态势是外显的。经济体制变革释放了个体、国企和地方政府被抑制的活力，同时，市场化改革又将原先国家托底的教育、医疗和住房甩向市场，其直接影响就是中国城市个体，无论是父辈，还是子代，转而回归家庭和私人关系，以寻求对未来生活的安全感与确定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50后父母造就了内心追求自我但又包袱沉重、不能完全自我释放的80后子女，80后婚恋的焦虑，其实是代际累积的结果。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