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的话

  何谓文化？迄今为止有关“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定义至少有二百多种，但如果想给这个非常广泛的概念下一个精准的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毕竟，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社会历史的积淀。也正由此，我们从今日起开设“文化管见”这一专栏，意在用一种管窥的视角和感触的笔端，尝试把这一抽象的概念具象落地。但既然是一种“管见”，就难免失之偏颇，以偏概全，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春日多梦。近段总梦见一个好像无风无雨的春日午后，一个有着两棵泡桐的院子，一个早清铜香炉，燃一柱沉香，香篆缥缈，缓缓上升。正是这“青枝挑紫灯，闲坐菩提台”的梦境里，一个面容清瘦、戴着眼镜的老人，像是在喃喃自语，却神色笃定地重复着一句话：我很乐观，明天会好的。

  尽管容貌模糊，但我知道应是那个名为梁漱溟的老人。当然，一个已故去多年，从未谋面且与己毫不相干的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入梦。正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也知道这梦的前因，是近来捧读的一本叫做《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的书。1980年，曾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一书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为印证事实、订正该书未尽正确、周详之处， 时年8月特来华专访梁老。我读的这本书，正是他们当年的对话。

  这个世界会好的！梁老在书中如是坚信，并提到自己曾于上世纪20年代就曾预言“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如今看来，梁老当初的话不仅成真，还穿越时空、浸润现代。那么，一个老人的信心，从何而来？他又为何能参破时代，预知未来？

  在回答“为何我还乐观”这一问题时，梁老认为，人类面临有三大问题，一是人和物之间的问题，西方文化对此很发达，并体现为征服自然、利用自然；二是人和人之间的问题，源于家庭的中国文化的特色，更重视人与人之间如何彼此相安、彼此相处；三是人和自己内心之间的问题，对此所有高明深远的认识都有一个真理，就是价值判断的标准。

  由此看来，梁老的信心与乐观，源自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无独有偶，孤证不立。在同样一本名为《展望21世纪》的对话录里，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汤恩比和日本著名学者、联合国和平奖获得者池田大作也作出过同样的判言：中国文化将影响世界。

  其言精准，如有神助。其实，也无太多玄妙。因为无论是人文文化，还是自然科学，在到达一定的高度后，最终皆归于哲学和万物本原的思考，正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这种宽而泛之、大而广之的话，得到印证的概率自然也大。

  当然，中国文化的影响能有多大，重要的不在于学者们的预言，而在于其是否能在目前“国学热”的浪潮中转化为一种文化自觉，并积淀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格。对此，梁老是自信的。

  “梁先生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是独一无二的。”艾恺在总结梁漱溟的一生时写道：“总的说来，梁漱溟是一个幸福的、惬意的老人，世间万事都不足以动其心，有的人也许以为他在历史这场大游戏中是失败的一方。然而他对我说：‘我并不失望，也没有遗憾，我做完了我这一生要做的事情。’”

  今天已好，明天会更好。佛家有言，人身难成、中国难生、真法难闻。这种文化自信人皆有之，中国文化才能传之绵长、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