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天禧元年(1017年)，宰相王旦年已六旬，他再一次恳请真宗皇帝，允许自己辞官回乡，安享晚年。皇帝赵恒决心为这位两朝老臣提供一项优厚的退休待遇，以表达对功臣的嘉赏和体恤。 

  宋真宗始料未及的是，这一项本来是破格优待的制度，将迅速成为理所当然的惯例，并且越来越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使得北宋无法革除的冗官之弊雪上加霜。

  宰相王旦的特殊待遇

  天禧元年，京东、京西、河北、陕西、淮南、江、浙等地皆受蝗虫、旱灾，地方政府先发放酒糟赈济灾民，到二月，打开常平仓，将粮食按本钱出售，又施粥给灾民。此时，北宋立国才三代，虽然收复幽燕故土仍遥遥无期，但是宋辽已经在檀渊之盟中约为兄弟之国，和平将在百余年内长久维持。兵革不用，海内富实，整个国家的运行依然算得上井然有序。

  从23岁中进士，任大理评事，然后出任湖南平江知县以来，王旦这位北宋名臣已经为国家效力37年。朝中官员，多由他提拔举荐，包括名动天下的宰相寇准。王旦从不以此居功自傲。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皇帝下令修建的玉清昭应宫将在三年后建成。这座道观在皇城西北的天波门外。它耗费了北宋两年的税收，建筑之庄严奢华，令时人惊叹“不可名状”，同时也痛惜这一番工程“竭天下之才，伤生民之命”。

  这年，宰相王旦被任命为玉清昭应宫使，负责管理这座宏大的皇家道观，主持祭祀和教务。玉清昭应宫使是“宫观官”，即管理皇家道观的官职。真宗皇帝崇信道教，被封为宫观官，对臣子来说意味着帝王格外的信任和恩赏。

  只是如今王旦年老体衰，再无法继续为政事忧心劳力。他多次提出辞职，甚至作出了哀求的姿态。但皇帝认为朝政离不开这位老臣，不予批准，特许他五日一上朝，凡遇大事，则入朝参议。

  到了天禧元年，老臣王旦实在坚持不住了。这一年年初，他又被加封为兖州太极观奉上宝册使，复加太尉兼侍中。但是当王旦戴着这诸多头衔去面见皇帝时，已经要左右搀扶上殿。赵恒只好批准了他的辞职请求，说:“朕刚要将大事托付给你，而你病成了这样，如之奈何？”

  为了优恤老臣，赵恒决定给他一个特殊待遇。虽然王旦辞去了宰相之职，但太尉和玉清昭应宫使的职位仍然保留，他不必管理具体事务，只是挂名，可以每年领取相当于宰相规格一半的俸禄。

  北宋官员的幸福生活

  北宋文官待遇之高，远超前代。北宋从晚唐五代的混乱局面中开辟出来，统治者与知识分子都深知军人掌握权力的危害，于是努力提高文官的待遇，将骄兵悍将之风，转化为文治之世。

  开国以来，北宋文官的俸禄不断增加。根据《宋史·职官志》记载，宰相、枢密使这样的高官，每月正俸三百贯，春冬服装各有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百两，禄粟每月一百石；而地方小官如县令，每月俸钱也有十二到二十贯，米三至五石。

  除此之外，国家还发给家属衣粮、冬春服装，甚至茶叶、米面、酒、作料、柴火、木炭、马料……几乎完全包揽了生活所需。官员还有职田，即按官阶授予土地，少则数顷，多则40顷，收入皆归官员。京官出外，还给公用钱。如果官做得大，譬如做到节度使，那这笔招待费就上不封顶，不限年月。

  当时有人感叹说，国家恩赐给百官的，唯恐不足；而从百姓万民中搜刮钱财，不留有余。如此优厚的待遇，官员自然不愿随便放弃。于是许多官员虽然年迈体弱，但依然强撑着不肯退休，有的甚至虚报年龄。

  北宋初年，沿用的是唐代的官员退休政策，即年到70岁，便可退休回家。不再为国家服务的官员，除非有皇帝特别的命令，也按例不再由国家发给俸禄。

  但是宋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待国家所依仗的文官阶层自然别有不同。淳化元年（990年）五月，宋太宗曾下诏说，曾经担任文武官职、恩许退休的官员，由所在州县支给为官时一半的俸禄，用以养老。而到真宗让王旦退休之后仍为玉清昭应宫使，遂确定“祠禄”制度，即高官退休，可挂名管理皇家道观的虚职，领取俸禄，所谓“佚老优贤”。他们并不需要管理道教事务，甚至可以远离职位所在，自由居住生活。

  王旦退休的当年九月初十，便病逝家中。真宗赵恒亲临祭奠，宣布三日不上朝，京城十日不许奏乐。王旦被追赠为太师、尚书令、魏国公，谥号“文正”。他的子、弟、侄、外孙、门客、学生十余人被授官，丧期满后诸子又各进一官。

  这是宋朝优待官员的恩荫制度，即官员致仕，可以恩荫子弟门客，授给他们低级的官衔。有的官员没有子弟，便将“子弟门客”的身份标价出售。

  北宋官员们的好运气没有到此为止。宋真宗咸平以后，文武官员告老还乡，往往还要再升一级官阶，以享受更高的退休待遇。而皇帝特别下旨嘉赏的，则可以转升两级，甚至更多。仁宗时的宰相张士逊退休时是兵部尚书，皇帝特别下旨，让他的官阶升了七级，升到太傅。如果官员退休时已经是最高的官阶，无法再升官，则加封王爵。

  神宗改革，事与愿违

  官员老迈而不肯退休，退休之后，子弟又可以享受恩荫当官，官员于是越来越多，冗官成为北宋国家的沉重负担。

  真宗景德年间，天下官员只有1万多人，过了40年，到仁宗皇祐年间时，官员总数已超过两万名，到宋英宗时，更是达到2.4万名。耗费在官员俸禄上的财富也越发惊人。

  北宋初年，国家岁入钱粮绢布两千多万，可以结余大半；而到了宋真宗天禧岁末，也就是公元9世纪20年代，国库每年收入1亿5千万，支出则高达1亿2千万，结余有3千万；再过数十年，到宋仁宗在位时，国库收入支出相抵，财政已经没有丝毫富余。

  北宋的人口和疆土，都远不如汉唐两代，但是为了支撑庞大的财政支出，国家税赋收入已经是唐朝时的7倍。民间因国家搜刮而贫弱，而国家聚敛的庞大财富则消耗在冗官与冗兵两个无底洞中，中央也不能富强。

  真宗皇帝之后40余年，宋神宗即位，戮力改革。他想要整顿冗官，革除弊政。他下旨宣布，今后文武官员致仕，有功绩、成绩显著的，可以全额支取钱粮衣服赏赐；没有显著功绩，但任期内也无贪污渎职等罪过的，退休待遇减半；有过错犯罪的，便不给俸禄。

  对于不肯退休的官员，神宗改革了真宗赵恒恩养老臣的祠禄制度。他认为，年老的官员虽然不能任事，但“罢之则伤恩”，于是将他们安置在道教宫观之中，给予俸禄，令其安享晚年。一面为新晋官员腾出位置，一面也显示皇家恩义厚重。

  神宗皇帝的本意，是让年老的官员给年轻人让路，但是结果却事与愿违。宫观官这种挂空衔而享受俸禄的优待政策，使得越来越多的官员争逐其位。而皇家设立的宫观官位，也越来越多。

  到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有官员上书说宫观官的弊端:“近年以来，朝廷优待资格稍高的官员，在他们年老不能为国任事时，安置在宫观官职，优与俸禄，以显示朝廷的恩意厚重。由于人数不限，臣僚冒昧无耻，追逐安闲，贪恋厚禄，有的精神未衰，年富力强，便游手好闲，求此职位……到今日，内外宫观百余员，无丝毫实际事务可做，而每年耗费国库数万缗。”

  然而，即便内外都深知其害，官员养老的政策还是成为北宋最根深蒂固的弊政之一。真宗时，内外宫观所有的宫观官只有几十个；百年之后，到徽宗时，宫观官的数量已经猛增到500名以上，每年耗费的财富更难以计数。

  北宋有规定，失职或者犯罪的官员不能享受退休后的恩养，但是这种限制很快形同废纸。官员的贪渎成为常事,作风不检点也无从查证。由于官员无论如何都能享受退休后的俸禄,北宋的吏治和官场风气都越发败坏。 吴久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