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明绵延的进程中,直接把文学史中的“文章”,说成“千古事”的,应该首先出自杜甫的《偶感》诗。杜甫在诗中说:“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后来,清代诗人朱彝尊在《唐太宗碑亭题壁》中,集杜诗中的句子,也激动异常地吟唱道:“文章千古事,社稷一戎衣。”两位相隔千年的诗人,都把“文章”正而八经地说成是“千古事”,看来“文章”是“千古事”,是一件不容置疑的事情。
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又一个能把话说到人心上,乃至说到世间百态和时事症结上的诗人与文章家,虽然一个个都已作古,但是今天的人们,却能从他们留下的诗句与文字里,激动异常地发现他们用心中殷殷之血,勾勒出的人间正道与人在情绪上的喜怒哀乐,以及恐惧和颤栗等等。人类继续在走的文明之途,是后人踩着前人的脚窝,把路走出来的,这就是杜甫“骚人嗟不见,汉道盛于斯”的意思。千年之后的清代大诗人朱彝尊,或许觉得杜甫把诗句写得太含蓄了,把诗中物象、意象、意境,通过隐喻埋藏得太深刻、太天成了。他似乎有点杞人忧天,怕还没有耐下心活人的子孙们,因一时柴米油盐的燃眉之急,一时的爱恨情仇、是非曲直等等,顾不上或者忽略了杜甫诗句中的那道灵魂深处的闪电。于是把心一横,索性不怕摊上把诗说破的禁忌,直通通地把“文章”何谓“千古事”的道理,说了个一清二白。
朱彝尊把传统视野里冷与热不可同日而语事与物,投入时代不得安宁的那口大锅里去煮,放到诗歌修炼与涵养的底里一起去比,把杜甫誉为“千古事”的“文章”,与一代代帝王的“社稷”放在一起去说,似乎让人觉得荒唐,觉得不可理解,但是,他还是直通通地说,如果文章是“千古事”的话,社稷仅仅是一个个时代披在身上,经历过战火与兵燹的“戎衣”。朱彝尊或许是太狂妄了,然而正是这种所谓的“狂妄”,道出了千古诗人在“文章”中以血以泪,告诉后人什么是生命之真与人世之真。
杜甫与朱彝尊所说的“文章”,从广义上理解,可以认为是由文字所构成的篇什,但是,他们的意思,更在乎我们从狭义上理解为文学史上让人振聋发聩的那些名篇佳构。振聋发聩是一种生理现象,谁都知道人在振聋发聩之后,会产生一种新的警觉与注意,以及那种新的警觉与注意引导着人听见或看见人原先没有听见和没有看见的东西。这是人类艰难推进文明的过程,也是诗歌与文章在文体与内涵上健康成长的过程。我以为,这是文学之于人类的永恒价值。
在文学大家族中,辈分最高、资格最老的是诗。然后,才有其它文学样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的,是人类迄今为止,仍然在孜孜以求的理想生活。三千年前的《诗经》,把《关雎》放在第一篇,通过中国诗歌最古老的比与兴,把人与人关系中最基本的元素——夫妻,以及夫妻的理想生活,举目仰视为君子与淑女之间的夫妻关系。古代学者们说,《关雎》说的是后妃之德,其深刻动意,在于为亲密的、天成其好的男女关系,定出了一条自今人们依然在追求的高度:乐而不淫,思而不邪。这是夫与妻的修身标准与性别尊严的核心内涵,推而进之,也可以说是人之为人的修身标准与作为人尊严的核心内涵。家庭中一对一的男女关系,是齐家的最基础条件,做到了琴瑟和鸣的相知相携,治国、平天下的伟大理想,才会有坚实的柱础。这也是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仍然在探讨的东西。中国三千年前的《诗经》在第一篇《关雎》中探讨的东西,三千年之后的马克思仍然在探讨,我们不能不说,诗是人间的一件“千古事”,也就是说,“文章”是人间的一件“千古事”。我们打开《诗经》,在第一篇就找到了关于人的“千古事”,作为爱诗、写诗的人,我们应该能够感到诗在人类历史文化纵深处的古老光荣,应该能够感到今天我们仍在从事诗的写作与研究的人,是在做一件天经地义的“千古事”。
我们大可不必去管别人怎么说,眼下人们怎么看,趋之若鹜的时下价值体系,怎样去称量诗与写诗的人。作为写诗的人,我还是觉得应该把诗真的当成一件“千古事”去做。一个把诗歌当作顺口溜、调侃短信、流行歌曲、发泄一己私怨的时代,不会产生千古传唱的诗歌,不会为后人留下一个时代本应该具有的诗意。当一个时代,不再把诗当作诗去看,不再把诗人当作诗人去看的时候,诗人一定是极其痛苦的。痛苦的时间长了,就麻木了,或许诗人笔下的诗歌,在生命本能的不甘就范里,无可奈何地就被扭曲了属于自己原本的声音。我不敢武断地说,这是诗人与诗的困惑,但也不能否认这不是诗人与诗的困惑。
人类有史以来,喜欢读诗的人,绝大多数都不会写诗。他们喜欢读诗的原因,不是去做一个诗人,而是通过读诗,去发现自己生活中的诗意,去尝试着构砌自己也能够具有的诗意的生活。说到这里,我们或许会发现一个常识性问题,即诗人的诗,是写给写诗人看的,还是写给不写诗而又追求生活中诗意的人们看的?结论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这样说来,诗人的诗歌创作,不仅仅是诗人圈子里的事,而应该是生活中人们的事。到生活中发现诗意,到我们的生活环境中去发现诗意,或许是写诗的人,特别是今天还在写诗的人,应该引起注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