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我家喂养的那头盲牛，虽已过去几十个年头了，但它对我的印象并未随着漫长岁月的洗刷而淡化，至今仍记忆犹新，清晰可见。

  打我记事时起，它就拴在我家南院的楝树上，据说是从邻村姓张的一家买来的。它毛色金黄金黄，通明透亮，浑身就像披着金光闪闪的黄缎子。头上长的两只角，分明是用锯锯掉了半截儿，就好像长在头顶上的两根小木桩。一般锯掉角的，多是因为它牴人，可它很温顺，很听话，不知原来的主人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大伯给我说，这牛双瞎，不用怕它。它竟然是瞪眼瞎？我好奇心强，就仔细端详它的两只眼，只见两眼当中，有两个淡黄色的花花儿，我用手在它眼前晃晃，它眼睛一眨也不眨，一动也不动，我就相信大伯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对它一点也不惧怕。每到天快黑时，大伯就支使我去牵牛上槽。我总是一路小跑地推门进南院，向卧在地上眯逢眼睛的它轻轻唤上一声：起来！它马上睁大眼睛，四条腿一用劲，呼地就站了起来。我解开缰绳，走在前面，它在后面蹶嗒蹶嗒地跟着。进家门时，门槛很高，它前腿不防腾地绊一下，立马就高抬腿走了进来。牵它上槽，几乎是我每天的功课，也是我最乐意做的一件事。慢慢的，我心里老是系着盲牛，它就像卧在我的心窝里，就像蹶嗒蹶嗒走在我的眼前。

  盲牛吃的是铡碎的玉米秆和麦秸。它大嘴小嘴地吃，就像从不挑食的孩子，低着头，一口口吃得很香甜。到剩个槽底儿的时候，大伯用瓢泼上水，捧几捧料一撒，用拌草棍一拌，它过年似的吃得更香甜。我最爱看它吃草，奇怪的是，这些人根本不吃的东西，它居然大嘴大嘴地吃，而且吃了身上还会长出能拉动大车的力。我看着看着，就蹦起来摸它的角，很硬很硬，但它一点不恼怒，可能知道我是跟它玩的，就随你的便摸吧。

  它吃得多屙得多，喝得多尿得多，圈里每天傍晚都要垫上土和沫糟。大伯背起箩头去外面扫沫糟时，我总是小尾巴似的跟在后面。大伯扫一堆树叶碎草什么的，我就用手一捧一捧往筐里捧。心想，把这些垫到圈里，牛就不睡屎窝尿窝了。尤其是冬天，牛睡在尿窝里，溻得很，我想起自己尿了床睡在尿窝里，冰凉冰凉的，可难捱了。所以大伯一说去扫沫糟，我没有不去的。

  那时吃面靠石磨磨，拉磨当然是盲牛的事。一说要磨面，我就牵着牛走在前头，停在磨房里等大娘背着套端着粮食走进来。把牛套好了，我就撒腿野去了。家里人多，一次磨得也多，早早上磨，到晌午头还磨不完。大娘心里着急时，就会喊我过来，拾个木棍儿在后边赶牛。木棍儿往它屁股上一下一下地敲，它马上像从天外来了力，拉起磨呼呼地小跑起来。一会儿，它通身是汗，一片一片的黄毛透出暗黑色都抿在一起。这时，我心里一震：要是自己又饥又累，还要打自己的屁股拉着磨跑，不委屈得嚎啕大哭才怪哩。我暗暗扔掉棍子，就在后边握着拉磨杠使劲帮着推起来。不一会儿，我的身上燥热，头上的汗珠扑嗒扑嗒往下掉。大娘看我热成这个样子，就叫我坐在外边歇歇。我说，我热牛也热，我累牛也累，牛也能歇歇吗？大娘不吭声了，我仍不停势地推着。

  我最难忘也最感谢盲牛的一次是：那年秋天，我的腿摔伤了，要去三十多里外的杨葛档贴膏药。当时我家还没有自行车，大伯说，咱套车去。我一听高兴得很，出远门能坐上牛车，就是很高档很奢侈的事了。早早吃过午饭，我坐在大伯套好的牛车上，一路向南，就咯当咯当地出发了。盲牛拉车走起来，呱嗒呱嗒的，仰起头，目向前方，谁也看不出它是盲牛。可它的两只耳朵直是摇摆着，时刻在捕捉着声音的信息。若听见“吁”的声音浓重时，它就立马站住；若听见“吁”的声音长长地扬起时，它就向左拐；若听见“搔”的声音，它就向右拐。它若走得偏左了，鞭梢儿在它的脖子左边轻轻一扫，它就向右走得偏一点；它若走得偏右了，鞭梢儿在它的脖子右边轻轻一扫，它就向左走得偏一点。很有意思的是，若要上桥了，它听见“上坡了”的提示，立马就用力拉着往上上；到下桥的时候，它听见“下坡了”的提示，就屁股坐着车辕呱嗒呱嗒地往下下。

  到了杨葛档，大伯把它卸下套，拴在树上歇息，马上领我去看医生。医生给我糊上膏药后，大伯说天不早了，就急着往回赶。它可能四腿还在酸沉的时候，就又把它套在了车上。离家还有十来里路时，已是星星满天秋虫唧唧了。一头盲牛，就这样忍饥受累一声不响地拉着我来回走了六七十里路，怎不叫我心里隐隐作痛，叫我心里深深地感激呢！

  卸了套，牵它上槽时，它的腿迈得很慢。到家里，我吃得是香喷喷的饭，盲牛却吃得是长长短短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