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凌的笔名桐柏山人，就是电视连续剧《桐柏英雄》中的那个“桐柏”，宛地的一个县名。作者现为太行山脚下博爱县的审计局长，之前为统计局长。小说《亮活》是他的又一部长篇力作。

  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小说，是文学作品，其人物形象是艺术形象。所以，读者看到和体悟到的，是文学作品里面经过作者艺术处理了的艺术真实。生活真实，不等于艺术真实；但艺术真实，一定有生活真实的影像。因为，文学艺术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部长篇小说中的人物，或者说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得相当成功。所谓成功，一方面读后感觉其人就在我们生活里、就在周围的人群里，似曾相识，并非子虚乌有。这部作品，属于一部现实主义小说题材。而现实主义，又有歌颂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亮活》的人物塑造及情节推演，既有颂扬，又有批判。也就是说，正面人物受颂扬，如曾是地主出身的牛老筋及儿子牛耕田、还有牛春生、还有矿长柳青及儿子柳牧笛、白发老者松公、另有大学教授“张爷爷”等等人物都是作品里的正面角色，是被作品颂扬的对象。尤其是一以贯之作品的牛耕田，这个人物是被作品颂扬的主要对象。与其受颂扬人物的对立面，便是受到作者批判的人物。如牛耕田到少林寺学武，不幸遇到的招生骗子“黑脸”；还有队长牛三群及两个儿子虎崽和狼娃，以坑蒙拐骗为能事，其损、捣、赖、讹、刁为惯用手法；又有绑架农民工牛春生和搅屎捧的绑匪等。如果作家不熟悉底层农村生活和进城务工农民的生活，其写作笔法，难以有游刃有余的老道和娴熟；如果作家没有社会责任担当和良善的思想指向，其作品内容，难以有高格的精神境界和美好的社会期望。作品中，还有一类人，属于又好又坏、不好不坏、边好边坏的“中性”人物，如队长牛三群，能成事也能坏事，平时行事中，好有好之理，坏有坏之道，根据情势需要，见风使舵，随机应变。作品中，作者没有将其非黑即白、非白即黑的脸谱化处理。作家刻画的这类人物性格，不是一根筋、一道腔，血肉相混、鱼龙间陈、生动鲜活。作家往往将其安排在作品生活里面，显出天使与魔鬼互渗、人性与兽性相现、光明与阴暗交替、大道与小路交织，其文学形象尤为丰满。如队长牛三群生活中就具有多幅面具：为了得到牛角川好田地而捣鬼的一幕，他与侄媳苟且的一幕，他带虎崽和狼娃两个儿子“修理”自称鬼魂附体的牛耕田母亲的一幕，阐释着人性中其阴暗与龌龊的一面。同时，作为队长又有着阳光的一面，通达事理、秉公说教。作者没有简单而脸谱化地处理此类人物。这就使得情节的义理，正反两个层面的元素，展现出跌宕起伏、曲折动人的好小说的固有属性。这样能给读者许多值得回味与启迪的想象空间。

  故事情节的趣味推演。一部小说，能否成功，取决于作品的情节和语言及思想。情节的展开和推进，得益于出场人物的言行在生活中“悬念”设置的分量。所谓情节铺排得顺畅，故事讲得汪洋恣肆，有一个起码的前提，那就是文脉畅达，在人物情节首尾相顾、左右照应方面，不会使读者感到生涩或断裂，从而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反映的重大人生与社会课题，有引人入胜、津津乐读的效果。这部长篇小说共十八章，就文势看，主要人物及其附属人物的先后出场，能使读者感到顺理成章、水到渠成，情节一脉相承、饶有趣味。故事情节，有时曲曲折折、有时平平坦坦，曲折里寓平坦，平坦中现曲折，甚至有的地方奇崛诡异，有的章节起到了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心理变化的欣赏需求。作品首章《胎记》入笔不凡、《野合》徒添意趣、《鳖塘》矛盾突现、《回乡》的圆意融通等章节，能给读者平中见奇、情节生趣之感。总的看，黄凌先生以前出版的六部长篇小说，都属于官场题材的官场小说，而长篇小说《亮活》在取材方面，比之以前的六部，却改弦易辙，变作了农村题材和农民进城打工的题材。前面少部分章回正面的主要人物是牛老筋、后面大部分章回正面的主要人物是其儿子牛耕田。对正面人物，作者也写出了其人性丰富的一面，能使读者体味出人物那些“偏亮”的人性色彩及人性中向真向善向美的底色。上乘的文学作品，是思想和艺术价值兼具。也就是说，要有深度、宽度和高度。艺术的真实，不是照搬生活的原貌。作家不仅描摹、描画生活，自觉不自觉地施以人生与社会之常识，而且在思想上能加以引领，促进或启示人生社会向更高更美好的明天迈进。作家与平常人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不同的是有思想、或者说有独有的思想。所以，成功的文学作品，在于艺术与思想的超凡。这部作品文脉通畅，也有个别地方给人以生活堆砌之感。

  语言表述的别具特色。作家往往在经过一定时期创作经历后，会有比较大的转折和跳跃，甚或质的飞跃。贾平凹在长篇小说《废都》之前，其一大批中篇小说的语言慧灵、情节润美，使人涵养、让人扼腕。《废都》是分水岭，其题材，由乡村、山村生活转为城市生活，随之语言情节也由“雅”变为“俗”。这也许就是大俗大雅、大雅大俗的互为表现。作家黄凌恰恰相反，过去出版的六部长篇小说，就题材归类而言，大体上属于城市官场题材，而长篇小说《亮活》，其题材由城市转向了农村及农村生活折拐延伸的城市务工生活。而语言风格也有所变化。一是作品语言的口语化。这种口语化的主要标志，是自然而然地嵌镶进了方言写作。主要是宛地方言。若是宛地人或宛地走出来谋生的人们，读其作品，尤感明显。方言土语，生动鲜活；质朴无华，倍感亲切。二是人物语言的个性化。这是人物形象成功塑造的重要标志。各色人物的语言，如果呈千篇一律，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就无从谈起。作品中，如出身地主成分的牛老筋，与队长牛三群的较劲“抬杠”语言；队长牛三群说话习惯及与队长身份相符而通达事理的官话语言；牛耕田“牛”模样却具公平之心、正义之理的阳光健康语言；牛耕田母亲在生活中无助无奈时的泼辣语言；矿长柳青大度与高度的特质语言；牛春生进城打工生活过程中的行侠仗义语言等；作品通过各色人物的个性化语言，使读者了解到各呈其面的人物性格特点。从而显现人物性格独有的“这一个”。三是作品语言的短句化。作品所使用的语言，不管是在何时何地何种场合，短言短语，短句呈现，是这部作品的又一个特点。一部作品，成功与否，能否感动读者、吸引读者，一是看情节，二是看语言，三是看思想。当然，语言是作家思想感情的外化、外在表现。这部小说，在语言运用方面，大体采用生活化的处理方法，不工修饰，不唯典雅。可以说是人物所处环境是什么样，就形成什么样的人物语言，这叫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啥地方人说啥地方的话，笔者姑且称其为“原生态”的语言表现方法。如果这种语言特色，在作家作品中始终贯穿的话，也就形成了作家自己独有的语言叙述风格。现当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都有属于自己独有的语言叙述个性。因此，才形成了属于作家独有的语言风格和语言魅力。当代著名作家二月河、李佩甫、莫言、陈忠实等都有独到的语言风格。作家黄凌这部长篇小说的语言风格，既有以往长篇小说《统计局长》《局长滋味》《政绩》《扶正》《进退》《局势》等官场作品语言的继承和影子，又有这些作品的“磨砺”来铺垫，而在此基础上有所变化、有所超越，因而语言鲜活而生动、朴拙而达观、粗粝而通透、情浓而淳厚。

  黄凌是公务员，又是一位高产作家。众所周知，其领导做得有板有眼，其创作搞得像模像样。理性和形象思维各行其道、各展其长；公事和文事兼容，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样做：读书写作多了，无谓应酬少了；良师益友多了，生活琐屑少了；物质漠淡了，精神丰沛了。认识黄凌以来，一直有一种感受，那就是他作为领导和作家，不仅有一种谦谦君仕之仪态，同时还有一种从善如流之神容，是一位魅力型领导，作家型官员。难得啊！

  （本版图片为本报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