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艺评论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最先对本朝诗人的倾向性作出评价:“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元、明之后,清人吴乔也在《围炉诗话》中指出了宋诗“率直”、“失比兴”的毛病。当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在《宋诗选注·序》中说:“宋诗还有个缺陷,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种风气,韩愈、白居易以来的唐诗里已有,宋代‘理学’或‘道学’的兴盛使它普遍流播。”一种评价与认识被坚持数百年、近千年的时候,那就一定是问题的确存在了。
其实,同样是宋人的李顽,在《古今诗话》中早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自古工诗未尝无兴也,睹物有感焉则有兴。今之作诗者以兴近乎讪也,故不敢作,而诗之一义废矣。”这段话虽然没有明说,但当时大小诗人谁都心知肚明,暗示的是“乌台诗案”。苏轼因诗入狱,李定、舒亶们对他施遍了酷刑,逼迫他交代出他在诗中所使用比兴、寄托、成语、典故,都指的是谁,说的是什么。这次震惊朝野的文字狱,吓破了胆而又迷恋诗国的文人骚客,从北宋到南宋,就连粗通文字的名不见经传者,每每都是心有余悸,以苏子瞻为戒。奇怪的是,北宋的黄庭坚、陈师道、杨时,南宋的罗大经等具有文化影响的诗人、学者,对“乌台诗案”的言论,惊人的相似——他们不去谴责文字狱的制造者,而是一味地责备文字狱的受害者苏轼。甚至到了明末清初,“乌台诗案”早已成为一件历史故实,可是,连大思想家、大学者王夫之,仍然以责备地口吻抱怨文字狱的受害者苏轼。他说:“观苏子瞻乌台诗案,其远谪穷荒,诚自取矣。”当代国学大师钱穆,1990年8月去世前,仍然在不同场合,谆谆告诫他的弟子们说:“自古以来,读书人遭致的祸事,大多都是自己惹来的。”
这样看来,自北宋苏轼所罹难的“乌台诗案”始,文人骚客们的确加强了自警自省的意识。谁还敢在诗与其他文字中用比兴、求寄托、取典故、借成语呢?诗写好了又有什么好处呢,与其把诗写得传唱千古,不若现世避免一些人生的磨难。乌台诗案留下的千年惊秫,看来是一天天长大了,渐渐地遮蔽了诗心的灵犀,寂灭了文字中照彻人灵魂的闪电。
这是宋诗以来,中国古诗在潜移默化中一种可悲的嬗变。诗人把笔拈在手中,不是谁不让你比兴、寄托、典故、成语,而是诗人心有余悸中,自觉地屏蔽或删除诗中意象、物象、意境、隐喻,力避嫌疑地“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把诗弄成直通通的传统事理,浅白直露的押韵文字。但是,我们还是要感谢因诗受苦的苏轼,是他在有宋时期,依然保持着唐诗隆起的高度,恪守着一个真正诗人的品质。同时,把宋初杨亿、刘筠等雕彩巧丽、韵律铿锵与严重脱离社会生活的西昆体,礼貌地让其卑无足道。清新生硬的江西诗派鼻祖黄庭坚,尽管受到了“乌台诗案”的惊吓,然而生硬里保持的清新,依然是不得不提的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在清新刻露之外,圆润敷腴,自成一格,最易于后学者模习。另外,南宋诗人陈与义的简严,杨万里的奇峭,范成大的清新,姜夔的隽永,也应有其地位。
金元诗人,以元好问为巨擘,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为四杰。明初诗人,以高启、刘基为领军,前后七子,陈陈相因,名不副实。公安、竟陵两派,反动于前后七子,却未免矫枉过正。清代的诗,出入于唐宋,较之于明诗的刻意摹拟,气象与风骨,多有诗之韵味。清初有三大家,为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他们的诗学主张推尊唐诗,不废宋诗。其诗歌创作,主要取法唐诗,但艺术上又与宋诗有相似之处。尤其在吴伟业的直接影响下,出现了太仓十子,形成了娄东诗派。后来,出现了王士祯的神韵派诗,朱彝尊、厉鸮的浙派诗,袁枚的性灵派诗,以及黄仲则、黄遵宪等的诗。民国以来的诗人,大多钟情于宋诗。可能时代动乱多于安定的原因,说理议论,多有感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提倡白话文,带头写作白话诗,自此新诗以白话的方式,逐渐占领了诗坛。后来,随着外国诗,特别是西方诗的翻译与出版,我国古诗渐渐卸下了行头,完成了二千七百余年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之后,海峡两岸的古诗都已式微。偶见于报端的古诗,多为时政要人与著名学者的旧作和对重要时政事件的心得与体会。此时,大陆古诗的领军人物是毛泽东、朱德、陈毅、叶剑英、郭沫若,以及国学大师陈寅恪、钱钟书等。港台古诗的偶见于世者,有于右任以及黄埔出身的将领、古文学研究的学者。
大陆的古诗热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思想的多元与艺术禁锢的松绑,以及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捡起,使古诗写作成为学习国学的一种符号与标签。先是退离休干部、教师对古诗写作的趋之若鹜,渐渐影响到热爱国学的文学青年。队伍的不断壮大影响到了网络,各级古诗词网站如雨后春荀占居了当代科技的虚拟空间。大陆几乎各县都成立了老年诗书画研究会、诗词协会、学会,由学习写作古诗词入手,进而重读久已不读的国学,已成为当今大陆自觉促进精神文明与人的素养的重要途径。
作诗先溯源流,作人慎终追远。在当今新诗成为霸主的时代,凿通古诗与新诗之间横亘的重重障碍,连接古人与今人心灵与语言之间的因缘,将是中国古诗、新诗百尺竿头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