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每每读到孔老先生评价《诗经》的这一著名观点，我脑海中总会浮现一幅图画：每年初春时节，相聚而居的人们将要分开下田耕作，为生计而忙碌。这个时候，总会有人敲着木铎，沿着苍茫原野中的乡间小路或田埂一路走来，采集百姓口中传唱的诗歌。

  这一活动称为“采诗”，也是这部诗歌总集中描述劳人思妇生活、情感的作品得以生成的主要渠道。当然，这样的采诗活动有着浓厚的官方色彩，其目的在于“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使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以明政之得失”。其实，也不惟上古时期的艺术，不能单纯用来欣赏，而总是依附着某种政治需要的目的或伦理教化的使命。即使是现在的艺术作品，又何尝不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表达和反映，并一定会反作用于现实生活的排解和调整。但我以为，这些“来自原野的歌唱”饱含的诗情与审美，理应跨越千年，浸润当下。

  如果说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这话丝毫也不为过。这不仅因为诗经有着成熟的表达方式，而且其中对中华民族的情感描述也已然成熟。如在《诗经·邶风·击鼓》中，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短短十六字，来表达一个即将出征的战士与爱人的惜别之情，这一“在死生之际所留下的生死誓言”，直至今日仍无可超越。

  更为重要的是，即使诗经的形成有着近600年的时间跨度，有着广阔的地域差异，并风格各异，却在我们漫长的民族精神形成过程中具有独特的审美观。比如相较“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的天真烂漫，“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的直白大胆，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的矜持含蓄，虽各有特色，但无疑“悠悠我心式”的含蓄之美，更符合我们中华民族推崇的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

  关于含蓄之美，在《论语·卫灵公》中，也有“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的评价。但孔老先生的这句话，长期以来却为很多人所误读。因为此“淫”本与男女风化无关，而只是一种审美的标准罢了。淫为“过分过度，失了分寸”之意，并与中和相对应。《礼记·中庸》有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由是，我又不禁想起一朋友的如是感慨：“我已经有好久没有看电视，因为打开电视实在找不到能看的节目。”此话虽嫌偏颇，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个问题：当下的影视产品是否正在失去一种诗意的情怀，偏离了我们传统的价值认同标准？对此，部分抗日剧的重审和娱乐栏目的叫停，也从一个侧面敲响了警钟。而近期上影的两部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和《中国合伙人》，却以一种诗意的表达，颇受好评，也从另一个侧面佐证着今后文化艺术作品的方向。

  当然，您也许并不以为然。毕竟，世界已然不同，时代也已变化，但从西方舶来的“浓烈爱情”，又是否必须并真的能替代我们传统的“同心相知”？而一旦读到“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这样的词句，您是否感觉再也不会忘记，它将深植于我们的内心。

  也许，这样的诗句本身就与生俱来，根植于我们每个人的根性里和血液中，并在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沉淀为文化，积淀成人格。这种诗意的情感表达，其实就在那里，一直等待机会把它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