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华

  几年前CCTV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了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的时候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一个北京的男孩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女孩却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两个同龄的中国孩子，就是梦想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对这个西北女孩来说，她想得到一双普通的白球鞋，也许和那个北京男孩想得到的波音飞机一样遥远。

  其实很多年了，我们一直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我为什么写下了《兄弟》？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

  “文革”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好比是欧洲的中世纪和欧洲的现在。一个欧洲人活400多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应该是400年间的动荡万变，现在浓缩在了40年之中。

  北京和西北这两个孩子梦想之间的差距，显示了两个极端，可以说和我举出的第一个例子的差距一样巨大。30多年前的女中学生和今天的女中学生是另外的两个极端，前者显示的是现实的差距，后者显示的是历史的差距。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欧洲400多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前面说到的北京男孩和西北女孩，这两个生活在同样时代里的孩子，他们梦想之间的差距，让人恍惚觉得一个生活在今天的欧洲，另一个生活在400多年前的欧洲。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我们不仅生活在现实和历史的巨大差距里，也生活在梦想的巨大差距里。

  最后，我要用一个真实的故事来结束这篇文章。这是发生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的故事：在林立的现代化高楼和商场里人头攒动的繁华景象里，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被绑架了。两个绑架者身无分文又毫无经验，所以很快就被警察捉拿归案。两个绑架者在索要赎金的时候，没钱去买盒饭，其中一个出去借了20元人民币回来，买了两个盒饭，一个盒饭给小学生吃，另一个盒饭两个绑架者分着吃。获救的小学生告诉警察：“他们太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