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陟，因黄河而名，因黄河而兴。从逐水而居的无怀古城，到大禹治水之“覃怀厎绩”；由商兴丕山建成汤帝陵，至武王伐纣时怀城忽崩。秦汉群雄逐鹿，魏晋七贤风流；隋唐风云际会，宋元富比江南。明清以降，河道关乎国运；人民胜利，自此顺轨安澜。笔笔浓墨，记录着武陟与黄河的不解之缘；道道重彩，描绘出黄河对武陟的养育深情。说武陟，离不了黄河；谈黄河，更脱不开武陟……

  远古文明

  距今1万多年以前，地球进入地质学上的全新世时代，此时冰期结束，气候普遍转暖，冰川融化，海面上升。到距今7400年左右，华北平原被淹没，海岸线在太行山东麓，人类文明的足迹在这一时期就已登陆武陟。

  根据王大有先生考证，当时大伏羲氏族的无怀氏部落，活动在今武陟、温县一带，其都城建在怀城（今武陟县西陶镇古城）。这里北扼太行，南濒黄河，依山傍水，气候宜人，土肥地沃，兽多鱼美。无怀氏部落在黄河岸边繁衍生息，日益壮大，颇为执政者所倚重，宋罗泌《路史》中说：“无怀氏，帝太昊之先，其抚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当世之人，甘其食，乐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可见其治清明。部落的杰出首领苍芒（女，风姓），在公元前5241年继承帝位，成为伏羲女娲政权的第七十二任帝。苍芒去世后，她的甥女、无怀氏部落的节曲于公元前5209年接任帝位，是为第七十三任帝，并一直执政到公元前5175年。（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玉壶九千·《中国远古帝王谱》）

  距今4000多年前，人类迎来了又一次洪水期，虽然规模不如以前几次大，但由于人类繁衍和文明进步，因此对这次洪水危害的记忆却十分深刻。

  此时的古怀之地，也是一片汪洋。黄河之水从西而来，大伾东横阻水难行，“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就是对此的生动写照。大禹受命治水，来到怀地，察看水势，因势利导，从大伾山与太行山之间开沟挖渠，疏浚洪水，“覃怀厎绩，至于衡漳”（《尚书·禹贡》）即是记述此段历史，“怀”也因此又称“覃怀”。正是大禹在这里治水的巨大成功，为日后夏朝人类活动中心逐步由山西向河南一带黄河两岸迁移创造了条件。

  夏桀残暴，成汤崛起灭夏建商，“商之兴也，梼杌次于丕山”（《国语·周语上》），丕山，即大伾山。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成汤“始居亳，从先王居”，而成汤的先祖“契”，正是辅佐大禹治水的重要功臣；陈立柱在《亳在大伾说》一文中，将成汤之“亳”定位在大伾山；此后“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又曾以此为都；成汤的股肱重臣伊尹，死后亦“葬伊尹于亳”。武陟商村遗址，就坐落在古大伾山的位置上，遗址中有汤帝陵，帝陵周边环绕八王塚。这一切都说明，大伾山不仅为商之都城所在，亦为成汤之陵寝所在。《礼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因此先帝陵寝在商朝人心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在商村遗址发现人工堆土的遗迹以及其附近的汤王堤，即为保护都城和帝陵、防御黄河洪水所作。而且商朝人又非常重视祭祀，成汤建国不久，就发生了一场延续七年的大旱灾，于是成汤舍身祭天，“祷于桑林……雨乃大至”（《吕氏春秋·顺民》），堪称武陟祈雨文化的发端，由此亦可见武陟黄河祭祀文化之源远流长。今年5月1日，商村遗址被公布为新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时光冉冉，由于纣王无道，周武王起兵伐纣。是时之怀城，为黄河北岸交通要道，三军必经之地。根据《荀子》的记载，武王大军“至怀而坏”，城墙忽然崩塌。武王的弟弟霍叔十分惊惧，认为此乃不祥之兆，莫非是上天不让起兵征伐商纣？这时武王的四弟周公出来说：纣王挖了忠臣比干的心，将箕子关进了监狱，任用奸臣飞廉、恶来把持朝政，这又有什么不可征讨的呢！于是武王信心大增，率三军于大伾山再过黄河，同盟山八百诸侯宣誓，牧野一战，灭商立周。

  因武王曾登大伾山，指挥大军过河，所以隋朝于此设“武陟县”。《国语·周语上》又说：“河竭而商亡”，可见其时黄河水竭，大军系涉水而过，故至宋金之际，武陟又名“武涉”，大约是“涉”字远比“陟”字好认，而字形相近、事皆关联，武陟因河而生，因河而名。

  汉晋风流

  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光剑影、腥风血雨，古老的怀邑迎来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全新时代。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确立郡县制，于此置怀县。始皇二十八年，秦始皇东巡过怀县，见沁水清清，其北其东一带，大伾山断崖危耸，黄河之水贴山而行，原来的古河道已经地广平衍，适宜耕作，遂“自以武德定天下”，在此置武德县（治所在今木栾街道办事处大城村）。

  秦末，楚汉争雄，怀县为兵家必争之地。汉高祖刘邦于高祖二年（公元前205年）三月，自临晋渡河，攻下河内，俘殷王司马卬，并置河内郡，治所怀县，辖怀、武德等十八县，西到今济源，东北到今林州。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可见河内自有其王者气象，不仅因河而名，更因河而出名。其时之河内郡，农业、手工业都十分发达，并在怀县设置“工官”，而当时全国才只有八个郡设置工官（其它七郡为河南郡荥阳县、颍川郡阳翟县、南阳郡宛县、济南郡东平陵县、泰山郡奉高县、广汉郡雒县、蜀郡成都县）。

  王莽篡汉，曾将怀县更名为河内县，东汉仍复旧名。光武帝刘秀登基之前，就对新任命的河内太守寇恂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将河内郡作为他成就霸业的战略基地。东汉建武元年（25年）六月，刘秀登基称帝，七月便进驻怀县，修建怀宫，祭拜先祖，遣兵调将，然后率大军一举攻下洛阳，奠定千秋伟业。对于自己的“龙兴之地”怀县，刘秀从未忘记，十月入洛阳，十一月就又驾临怀县，住了22天；建武二年，先后征伏隆、范升诣怀宫。此后在建武三年、四年、八年再幸怀县，而且每次住的时间都不低于20天，足见他对怀县的感情很不一般。刘秀的儿子明帝刘庄，首开皇家引进佛教入中原之先河，在京城洛阳建设白马寺的同时，也没忘在父亲魂牵梦萦的怀县城外建造妙乐塔和妙乐寺。明帝之子汉章帝刘炟，则在元和三年（公元86年）正月亲耕于怀。东汉末年，袁绍、曹操起兵讨伐董卓，曾屯兵河内。两汉魏晋既是怀县政治上最为显赫的一段时期，同时，也是文化上大繁荣的一个时期。

  魏晋之际，“竹林七贤”开创一代玄风之先音，怀县山涛、向秀则独占其二。山涛作为“七贤”团体的发起者，老成稳重，进入仕途后，政治上的成就远远大于文学方面；向秀则雅好老庄，与世无争，正如颜延之《向常侍》诗所言：“向秀甘淡泊，深心托毫素。探道好渊玄，观书鄙章句。交吕既鸿轩，攀嵇亦凤举。 流连河里游，恻怆山阳赋。”他为纪念嵇康所作的《思旧赋》，情真意切，如泣如诉，哀婉迷离，愁绪万丈，当时无人能出其右，成为历代传颂的千古绝唱。汉献帝刘协禅位被封为山阳公后，其夫人、原皇后曹节为佛教圣地妙乐寺塔新安置了塔刹，而且还重修了寺院，这为佛教此后在这一地区大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潘岳诗句“登城望郊甸，游目历朝寺”，就是对怀城外妙乐寺的生动写照。而怀县由于处于京城洛阳与曹魏根本之地邺城之间的中心位置，诸多名士在这里交集融汇，文化交流与思想碰撞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怀县也因此而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二个文化中心”（王晓毅《向秀评传》）。

  自西汉以来，河内郡不仅文化发达，农业生产也空前发展，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太康三年（282年），大文学家潘岳来任怀县令，对怀县的风光曾有精彩的描述：“灵圃耀华果，通衢列高椅。瓜瓞蔓长苞，姜芋纷广畦。稻栽肃芊芊，黍苗何离离。”足见那时就已广泛栽植水稻，得黄沁水之便利不小。这也说明，武陟黄河文化的整体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大隋一统

  随着东晋政权南迁和南北朝时期的战争频仍，由于怀县濒临黄河、沁水中穿的特殊位置，使其军事战略地位日渐突显。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因河内有北魏勇将于栗磾守卫，“筑垒于河上”，于是写信，请求“假道西上”，足见军事位置之重要。

  北魏景明三年（502年），宣武帝元恪率文武群臣东巡邺城，返洛途中于十月十六日到达怀县。此时北魏政权迁都洛阳不过十年，元恪也亲政不久，急需立威于天下。因此，他就在怀城搞了一次别出心裁的射箭比赛，并亲自上场，大展神技。说来也怪，元恪这一箭射的真是惊天地、泣鬼神，竟然射出一里五十余步（三百五十步），相当于现在的540余米。随即，侍中高显上《奏请勒铭射所》疏：“伏见亲御弧矢，临原弋远，弦动羽驰……圣武自天，神艺夙茂……请勒铭射宫，永彰圣艺。”遂由辅国将军、散骑常侍高聪撰文，镇远将军、通直散骑常侍沈馥书丹，于怀城射箭之处勒“御射之碑”，又称“定鼎碑”。

  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隋国公杨坚辅政，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相抗，河南、山东皆相呼应，怀县永桥镇（今大虹桥）将纥豆陵惠以城降迥。杨坚调关中兵，以韦孝宽为元帅，讨伐尉迟迥。尉迟迥遣开府梁子康攻怀州，其子魏安公尉迟惇率众十万人入武德，大军布防于沁东二十余里。七月三十日，韦孝宽军进至永桥镇，诸将一致请先攻此城，韦孝宽为求歼敌主力，说服众将：“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损我兵威。今破其大军，此亦何能为也”(《周书·韦孝宽列传》)，力避坚城不战，在沁水以西扎营。适值沁水暴涨，两军隔水对峙。八月十七日，杨坚委派的监军高颍到达前线，遂令在沁水架桥准备发起进攻。尉迟惇军从上游放下火筏，企图焚桥；高颍命士卒在上游构筑水中障碍“土狗”，以阻火筏近桥。尉迟惇挥军稍退，欲待韦孝宽军半渡而击之；韦孝宽乘机擂鼓齐进，待全军渡毕，高颍又下令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孝宽军奋力猛攻，大败尉迟惇军。随后韦孝宽大军追至邺城，双方决战，尉迟迥兵败自杀。

  武陟沁水之战成为中国军事谋略史上的著名战例之一，这次大战的胜利，为隋朝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大战后的次年（581年），杨坚就登基称帝，改国号隋，南北朝时代宣告结束。

  隋大业四年，隋炀帝用河北诸郡百余万民工，开凿了贯通全国南北的大运河北段——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在我县境内“沁水一支，自武陟小原村东北由红荆口经卫辉府凡六十里，入卫河”（《水部备考》），运河船只通过沁水向南进入黄河既可直达洛阳，更可经由通济渠通达江淮，这为当年北方漕运、远征高丽、稳固北方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武陟重要交通枢纽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其工程规模看，堪与今日的南水北调工程相媲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一时期，武陟的文化中心地位进一步恢复。由于佛教“空”、“禅定”的理论与玄学“无”、“守一”的思潮相互补充，佛教思想与老庄玄学共同受到人们的欢迎，满足了民众希望通过宗教得到精神慰藉的需要，随着社会思潮由玄学向佛学的转移，佛教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在武陟三阳乡牛庄村的灵雨寺内，就有一尊造于北齐天保四年（554年）的石佛像；而据民国《续武陟县志》记载，今北郭乡高余会村的崇宁寺内，有北魏孝庄帝永安年间（528—530年）比丘慧双造像；索余会村念定寺内，有北齐天保三年（553年）王景炽造像。隋文帝在位期间，曾于仁寿元年到四年间（601—604年）分三批大修舍利塔，作为杨坚“龙兴之地”的武陟妙乐寺塔自然不能遗忘，因而得以重建，为五级白色楼阁式木塔。建造于隋代的佛寺尼庵，还有二铺营的铁佛寺、宁郭的止庵等。

  唐宋盛治

  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武陟县沿河的姚旗营、方陵、草亭、涧沟、解封、余会、阳召等沿河十八村划归新置的河阴县。新置河阴县，使黄河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农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改善。如唐朝大诗人李商隐就在诗中赞美武陟油茶：“芳香滋补味津津，一瓯冲出安昌春。”展现了武陟独有的地方美食特色。

  此后，武陟先后经历了宋、金、元等数个政权的更迭。这一时期，见于史书记载的黄河“河决”、“大水”就有十次，“沁河溢”达十三次。然而，这并未影响到武陟生产力的正常发展。

  北宋时期，政局稳定，武陟的农业日益发达，田园风光随处可见。大文学家欧阳修在景祐元年（1034年）所作的《夏侯彦济武陟尉》中就有清晰的描述：“风烟地接怀，井邑富田垓。河近闻冰坼，山高见雨来。官闲同小隐，酒美足衔杯。好去东篱菊，迎霜正欲开。”同为文学家的梅尧臣也在《夏侯彦济武陟主簿》一诗中说：“怀县曾余往，风谣为尔知。寒先太行近，润接大河卑。宾酒栽公秫，晨羹翦露葵。簿书行正委，何似布衣时。”皆指出武陟最大的特点就是“河近”、“润接大河卑”，这在古代，是难得的水利条件，虽然难免有洪涝之灾，但终究是灾少利多，河水滋润着一方土地，百姓也得以安居乐业。因此，晁冲之在《行武陟田中》就表达了对武陟的喜爱：“惯习儿童喜，从容父老懽。桔槔看俯仰，稼穑愧艰难。荷叶生池岸，蒲萄落井干。求田如得此，当为驻征鞍。”武陟田园风光的醉人、迷人，尽透笔尖纸端。

  北宋灭亡，金主中原。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派梁兴率兵于武陟县南境渡黄河，联合太行山忠义军大败金兵于垣曲、沁水间，复置怀、卫二州，断太行道。后岳飞班师，所得尽失。理宗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联合蒙古灭金后，时为帅司参议官的诗人刘克庄曾作《武涉道中》一诗，记述了那时的情景：“一路荒凉极，无端过此频。官于盐起税，俗事蠱为神。暝色初逢驿，溪声只隔林。留题空满壁，不见有诗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再好的地方，也会被折腾的面目全非，地荒人稀。

  进入元朝，随着政局的稳定，武陟的生产力再次得到快速恢复，元代大儒金履祥在《尚书注》中说：“覃怀……田皆腴美，俗称小江南。”而且此时的怀庆路还是全真教活动的中心，而全真教对元皇室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作为全真七子之一的丹阳子马钰，就曾赠诗给武陟县衙的薛押司，嘱咐修真之道：“猛悟心无火院担，麻衣体褂胜罗衫。保持清静无为理，精气神收宝结三。”“火坑跳出没家担，坦荡蓑衣胜著衫。云水内游蓬岛路，自然大药结成三。”（《赠武陟薛押司》）

  由唐迄元，仍是武陟佛教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唐时，建有宁郭铁佛寺、福寿院、余会村念定寺、梨林村崇宁寺、吴仁村普明寺等。后周显德二年，在尚书右仆射符彦卿、宣徽院兵马使王廷矩、开国公宋彦筠等众多重量级官员大力资助下，将妙乐寺塔重建为十三级密檐式砖塔；元时，大讲师修公和尚来寺讲经达六年之久，后讲主善达奉旨前来住持，又翻盖殿堂，金妆佛像，建妙觉院一所，寺院面积达五十余亩，地产五顷有余，可谓盛极一时。后周广顺二年在县东门外建法云寺，后周显德年间建小岩村禅安寺、宋建隆间建县城白衣堂、宋天圣八年建圪垱店永庆寺、宋熙宁五年建水寨镇弥陀寺等。元时重修扩建的还有千村普济寺、马曲古槐寺等。

  治黄重地

  明宣德九年，沁水决马曲湾，从获嘉到新乡水深成河。天顺七年（1462年），“河自武陟徙入原武，而获嘉之流塞。”（乾隆《怀庆府志》）自此，黄河在武陟折向东北流的历史彻底结束。景泰年间，徐有贞治理沙湾决口，治渠建闸，从张秋以西接至河、沁，黄、沁并治，已是大势所趋。弘治六年，刘大夏治河，特意留下沁河口到詹店一段十八里缺口，以备宣泄洪水。弘治十一年，河南管河副使张鼐又请“于上源武陟木栾店别凿一渠，下接荆隆口旧河”，接济徐、吕二洪，保障运河畅通。万历十五年，沁河在木栾店莲花池、金屹垱决口，新乡、获嘉尽被淹没。万历十八年，沁河暴涨，河水改由木栾店向南自南贾入黄河，自此形成现今的沁河入黄口。

  清康熙、雍正直到嘉庆年间，黄河在武陟境内的马营、詹店等处多次决口，直逼华北，威胁京畿，实为清政府之心腹大患。因此才有了雍正治河堵口修御坝、亲笔勅建嘉应观；更有陈鹏年尽瘁河防、嵇曾筠驻劄武陟等诸多故事，武陟与黄河的联系更加紧密，地位也不断攀升。不仅在嘉应观设立河道总督衙门，还于雍正五年（1727年），设彰、卫、怀分守兵备道，兼管河道，驻武陟。乾隆六年（1741年），设河北道，仍驻武陟，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才移驻汲县。这一时期的武陟，虽然不是府治所在，但河道总督、河北道等在此地的长期驻扎，却让武陟的实际政治地位反而高于府治。

  由于当时的武陟县城地势低洼，而黄、沁又频繁决溢，因此道光五年（1825年），河南巡抚程祖洛上《奏请移建武陟城垣》折，称“黄河河身已渐淤高，沁流即不能畅”，而武陟城楼尚低于堤岸，如同锅底，一遇大水，岌岌可危。且每年为抢护河工，花费惊人，因此建议将武陟城移至沁河北岸之岳庄。移城后，沁南可由河水自然垫淤，稳固河形。朝廷虽回复“查看情形，确议章程”，但最后却无疾而终。

  明清以降，随着黄、沁河道淤积抬高，武陟境内的河防显得日益关键，举足轻重，成为关系国运命脉的要害。1938年4月，国民党中常委陈果夫就曾向蒋介石建议：“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水反攻制敌。盖沁河口附近黄河北岸地势低下，敌在下游南岸任何地点决堤，只须将沁河口附近北堤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彰卫。则我之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这是黄河“悬河”特征的具体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黄沁河修防高度重视。1951年，由当时的新乡专区组织武陟、博爱、修武、延津等七县民工17万余人，对黄沁北岸大堤进行了大复堤，此后又进行两次大复堤。改革开放后又进行了标准化堤防建设，武陟境内黄沁安澜，再未决口。1981年3月至1982年7月实施的沁河杨庄改道工程，将县城以西沁河折弯处的卡脖子河道由330米展宽为新河道的800米，消除了壅水威胁，当年的老县城（老城村）也因此完全搬迁，一百多年前的设想至此成真。工程刚刚竣工，就发生了4000多立方每秒的大洪水，其时浊浪滔滔，排空而来，涡猛流急，惊心动魄，足见改道决策的英明远见。

  1951年3月破土修建的人民胜利渠，是黄河下游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结束了黄河“唯富一套”的历史。1952年10月31日，毛泽东主席视察人民胜利渠，亲手摇动闸门，滚滚黄河水流入华北平原，灌溉武陟、获嘉、新乡等七县市88万亩农田，开启了人民治黄兴利的全新时代。1999年6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了嘉应观和人民胜利渠，体现了对黄河水利事业的高度关注。1957年至1958年，在我县境内开挖了共产主义渠，郭沫若亲题“共产主义闸”。围绕治河用河，我县与河务有关的机构就有河务一局、河务二局、黄河工程局、人民胜利渠渠首管理局、武（陟）嘉（获嘉）灌溉管理局、张菜园闸管理处等，机构之众多，为它地所少见。

  纵观武陟历史，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与黄河息息相关，武陟人魂牵梦绕的都是黄河。“故园门巷枕黄河，散乱牛羊草满坡……一别天涯几芳草，梦回茅屋月明多。”（何瑭《癸亥杂诗》）正是有了黄河，才有了武陟“四大怀药”闻名中外；也是因为黄河，今天的“菡香大米”方能蜚声京城。黄河在武陟，沉淀成武陟人厚德、包容的品格；黄河在武陟，孕育了武陟人笃行、进取的精神。

  今天，京广铁路大桥、焦郑城际铁路大桥、桃花峪黄河大桥和武惠黄河浮桥、武荥黄河浮桥，已经全方位、立体化地将武陟与省会郑州连为一体，从此天堑通途，黄河南北经济文化交流将迈上一个新的高峰。在实现“中国梦、中原梦”的道路上，武陟人一定会以勇往直前的黄河气势、澎湃激昂的黄河情怀，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武陟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