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月31日午夜 11时42分，这是我感受到的秋风最凉、最透骨的时刻；苍天最黑最贪婪的夜晚。这个时刻，这个夜晚，爸爸完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次远行；只是，这一次他走得实在是太远，太远——

  我望着他如熟睡的面容，一股凄冷的风，从我的后尾骨一直窜到头顶，大脑顿时一片空白。我顺手举起一瓶啤酒，从头顶浇下，然后，将空空的酒瓶从三楼病房的窗户扔出，一种撕心裂肺的破碎声，在夜空里扩散开去。这个声音，在我心里萦绕了许久，许久。

  爸爸去世了，一滴泪渗进大地。

  我是8岁时才真正看到爸爸的。那是哈尔滨的冬天。爷爷死了，奶奶也相继去世，没有人再看管我。爸爸来了，是来接我的。爸爸是晚上来的。屋里的灯光很暗，爸爸低着头坐在椅子上抽着烟和伯父、叔叔、姑姑们说着话，我瞪着好奇的眼睛抬头看着爸爸，心里说：这是我爸爸？他怎么不理我呀。后来我就睡去了，没和爸爸说一句话。第二天，爸爸拉着我说：“小震，咱们走吧。”我说：“去哪？”“回家。”我立时挣脱到姑姑身边，带着哭腔说：“我不跟你走。”姑姑抚摸着我的头说：“小震，他是你爸爸，你不跟他走，跟谁呀。”最后我还是跟爸爸走了。从哈尔滨到营口这一路的火车上，爸爸也没有跟我说几句话，说的也都是“饿了吗”“渴了吗”之类。那时，我心里确实不知道什么是爸爸什么是妈妈，因为从我记事起，我身边就只有爷爷、奶奶；偶尔还能看见伯父、叔叔和姑姑。我曾问过姑姑：“姑姑，我怎么没有爸爸、妈妈呀？”姑姑说：“要爸爸妈妈干什么，有爷爷奶奶不就行了。”再后来是婶婶悄悄告诉我：“你生下来不长时间，你爸爸就进监狱了，你妈妈和你爸爸离婚了，你爷爷就把你抱回来了。”那时我不懂什么叫“进监狱”、“离婚”，只是心里认定，爸爸妈妈都不要我了。我也不指望见到他们了。

  到了营口，我和爸爸只在一起生活了10个月，而这10个月是我一生都无法忘记也无法复制的。尽管那时我只是八九岁。到了营口后，爸爸对我很不好，很少跟我说话，而只要跟我说话，就训斥我。那时我心里很不舒服。可是我看到经常有一些人到家里来训斥爸爸，我又真的可怜爸爸。爸爸经常被一些人叫出去开会，而且要半夜才能回来，回来后的爸爸有时自己悄悄落泪。爸爸经常是晚上被叫去开会，我就被邻居侯奶奶叫到她屋里，太晚了我就睡在侯奶奶家。渐渐地我知道了：爸爸是被叫去挨批斗去了。我还知道：爸爸做过俄语翻译，是“苏联特务”，爸爸写过什么文章说过什么话是“反革命”。后来，我听侯奶奶和其他邻居说：“赶紧把小震他妈找到吧，老商不一定哪天就得被带走，这孩子怎么办啊。”这时我才知道我还有妈妈，而且妈妈还在。

  那时的爸爸根本顾不了我，他也很少往家里拿吃的东西，可是我确实很饿。我常去偷邻居家放在门外边的白菜、土豆回家里生吃。一次，一个秋雨凄凄的晚上，爸爸又被叫去开会，我饿得四处找不到吃的，就跑到街上，走进一家干鲜果商店。那里摆着很多能吃的东西，顾客却不多，我看着这些能吃的东西，更是饿得难以忍受，我终于伸手偷了一个柿饼(后来我才知道是柿饼)。可我刚拿到手，一个高大的男性营业员大吼一声，一个健步冲上来，抢回柿饼，就开始对我拳打脚踢，我在地上连滚带爬从商店一直被打到街上。我鼻破脸青，浑身泥浆。我趴在地上，半天没能起来。后来有很多人来围观，并听他们说，我是小偷，我才站起来。我低着头往家走，没掉一滴眼泪，到了家我还咬着牙；到了家里，我不能不哭了，我实在是委屈，我不是小偷，我是饿呀!我哭着的时候，才发觉，这浑身的疼痛，已将我的饥饿掩盖了。那晚，爸爸回来时，看到我面目全非的样子，问我：怎么了？我把事情的原委如实地说了一遍，爸爸抚摸着我的脑袋，一句话也没说。我抬头去看爸爸时，恰好爸爸的一滴泪落在我的脸上，那一滴泪好烫啊。那晚，睡觉时爸爸把我搂在怀里。

  我在那天晚上受到的委屈与疼痛，一直到今天还耿耿于怀；而爸爸的那一滴泪现在依然是新鲜如昨。

  1969年端午节的下午，我因偷吃邻居家包粽子的红枣，被爸爸打了一顿，并被反锁在屋里。我站在屋里，已忽略了爸爸打我的疼痛，正在回味红枣的滋味。这是我9岁时第一次吃到红枣。过了一会儿，那位邻居笑着站在我家窗前，指着她身边的人说：“小震，你妈妈来接你来了。”我抬头看着她们，脸上绝对没有任何表情，什么也没说。妈妈显然是在哭。可能是看到了我脚上一只大一只小的鞋(都是捡的)，身上几乎无法遮体的衣服。后来，妈妈从包里拿出一些糖果、红枣等好吃的，我立刻把这些吃的抓起来，从窗户跳出去分给在院里的小朋友和邻居们吃。一个邻居对我妈说：“小震是个好孩子，你快带他走吧，他太遭罪了。”后来，爸爸回来了，爸爸和妈妈简单地说了几句。第二天，妈妈给我换了一身衣服就带我走了。原来妈妈还有一个家，在抚顺。

  1976年我再一次回到营口爸爸身边时，爸爸已完全是另一个人了。满头灰白的头发，面容憔悴，双目痴呆，而且重要的是极端的神经质，疑神疑鬼地认为他周围的人都是在整他，在搜集他的黑材料。他此时已把他一生的学识才干都用在怎样防范他人上。爸爸还是经常训斥我，我当时很不服，认为别人整你，怎么拿我出气，但我绝不反抗。 1977年我高中毕业后就到工厂上班了，并住进了单身宿舍。1983年我定居抚顺后，常去营口看他，这时他的精神也好多了，开始跟我拉起了家常。1985年春节我带着妻子、女儿去营口，跟爸爸过年，爸爸非常高兴，看着我女儿，眼睛里流溢出我从未发现的喜悦。后来，我每年都带着孩子回营口跟爸爸过年。一直到1988年，我买一处楼房将爸爸接到抚顺我的身边。这时的爸爸会跟我聊很多很多的话，什么历史的、地理的、文学的、哲学的、音乐的，我惊叹爸爸原来是学富五车的啊。爸爸很热爱我的女儿，几天不见就叫我：“把孩子接来，我领着玩玩。”(那时，我女儿由我妈照看)爸爸一直很简朴，用钱很仔细，但只要我女儿向他要求，他答应得就会像个富翁一样爽快。

  1991年我只身到北京工作，每年都要到抚顺看他几次；这时，我看他过得很安静也很安详。1994年，爸爸说他胃不舒服，经常疼得吃不下饭，我把他接到北京，到304医院一检查，大夫说是胃癌，而且是晚期。我愣了。我不信!接着又到肿瘤医院检查，结果是一样的。我傻了。爸爸一生苦难，凭他自身的能力本应该过上很好的日子，只因为他生活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使他的心灵肉体饱受凌辱与磨难。我本想等我强大了一定要让他过上更欢快更舒畅的生活；可是，为什么现在他就得了这个病呢。医生说：癌症，大多是因焦虑、郁闷而起。我细一想，爸爸这一生除了焦虑和郁闷，还有什么呢？

  我把爸爸接到北京，先是领着爸爸把北京及周边的所有风景区游览一遍；然后，住进肿瘤医院，先后进行了两次手术。令我惊叹的是，爸爸从住院到去世没向我说过一句“疼”。是啊，爸爸连冤枉进监狱，挂牌子带帽子游街，把一生的学识都淹没在政治运动中，都没说一个疼字，这时的疼他怎么会喊出来呢？

  爸爸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就对我说：“小震，咱们出院吧，这里花费太高；再说，我也该看看瑶瑶了(我的女儿)。”我说：“好吧。”这样我就雇了一辆小轿车，将爸爸从北京送回抚顺。当我把爸爸从病床上抱起放进小轿车时，我惊异地发现，爸爸的体重已经这样的轻，而我心里却重得如塞进一座大山。北京到抚顺，我一直是含着泪水的，我知道这是爸爸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与我出行，尽管他现在只能躺着。

  爸爸的青少年是在哈尔滨读书，后考入北京外语学院，又分到鞍山做俄语翻译，又到营口工作，又到抚顺定居，又到北京治病，现在他又要求回抚顺。我觉得抚顺这个地方，在爸爸的一生中不应该留有什么痕迹，可是此时他能去哪儿？除了抚顺都是伤心之地!再说抚顺还有他的孙女瑶瑶啊。当爸爸住进抚顺的医院，瑶瑶每天来看他，他也只是抓抓瑶瑶的手，深深地看几眼，什么话也没说。

  爸爸在抚顺的医院里住了七天就与世长辞了，我将爸爸的骨灰在抚顺的高尔山公墓存放了一年，然后遵照爸爸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入辽河。

  辽河是贯穿东北大地的一条河，它的入海口就是营口。

  把爸爸的骨灰撒入辽河后，有朋友说怎么不给老人留个坟丘，日后也有个祭奠的地方。我说：爸爸的坟丘就在儿子的心里，我每时每刻都会给这座坟丘覆上思念的新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