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哲学博士,北大哲学系教授陈来:“夏商周文化模式发展着一种连续性的气质,这种气质以黄河中下游文化为总体背景,在西周开始定型,演变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人格。这种文化气质集中表现为重孝、亲人、贵民、崇德。重孝不仅体现为殷商的繁盛的祖先祭祀,在周代礼乐文化中更强烈表现出对宗族成员的亲和情感,对人间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热爱,对家庭成员的义务和依赖。”(三联书店《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导言》)
殷商旧都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曾讲:“昔唐(夏)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河指黄河.方位以黄河北的平原地区为中心而言。
《汉书?地理志》:“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顾炎武《日知录·邶鄘卫》条注说鄘在朝歌西,“惟西地河内亦有殷名,即怀之殷城”《怀庆府志》沿革考:“怀庆府汉初属殷国,后改治河内郡,属司隶部,治怀”。就是说,汉代,河内郡的治所——“郡政府所在地”不在今沁阳,而在“怀城”,即今大虹桥土城一带。
东汉时期的天文学家张衡《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这是概括了商代在汤建立商王朝前商族有八次迁居,汤建商王朝以后又有五次迁都。
原省委书记徐光春主讲《河南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古本《竹书纪年》曰:“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居庇。”庇,据考证在今河南省武陟县境内。其后祖辛、开甲(又称沃甲)、祖丁等四王均居庇,于公元前1525年始,共约47年。这一时期,是商王朝的兴盛时期。古书中说:“祖乙之世,商道复兴,庙为中宗”(今本《竹书纪年》)。“汤太甲、祖乙。武丁、天下之盛君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甲骨文中称“中宗祖乙”与“庙为中宗”是一致的,就是在祖庙中供有祖乙的神主牌,上面写的是“中宗祖乙”。
国学大师钱穆《说邢》对河内殷商旧都给予了确认:史称祖乙迁于邢。祖乙所都,当在河内平皋邢丘。《水经·沁水注》:“朱沟径怀城南,又东径殷城北。郭缘生《述征记》曰:怀县有殷城,或谓楚汉之际殷王卬都之,非也。”《纪年》云:秦师伐郑,次于怀城,殷即是矣。然则殷之为名既久,窃疑殷城之名即起祖乙耳。徐广曰:“邢丘在平皋。”平皋者,以其在河之皋,斯为殷都,更无疑义。故城今河南温县东。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说耿》中认为:这座古城“地近河内怀”。
“磐庚以后并无一定不迁之理。郭沫若曾破此疑问,他由殷王世系的研究,得知帝乙之世确曾迁沫,所谓殷这一地名,地在河内,周人称之为衣”。
这里的信息是,殷纣王的父辈时还曾迁都于我县。
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河朔名邦-一焦作》一书也持这个观点。盘庚迁殷之后,河内一带仍为其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甲骨卜辞中有许多关于河内地区的记载,学界概括为以“衣”(殷)中心的的“田猎区”。郭沫若先生还指出:“盖殷人设有离宫别苑于此地,故其国号本称商。”
综上所述,我县为殷商旧都毫无疑义,但有两点需注意。
第一,具体位置在何处,县西的史料记载多,县东的实物遗址多,县西应是邢,县东应是庇,由于当时的沁河河道不在现在的位置,从怀城遗址到商村遗址沿黄这一线是通的,殷商旧都就在这一线上。
第二,磐庚迁殷以后,我们的商都地位并没有多少变化,我地作为商都的历史不是半个世纪,而是二个半世纪,约250年。
殷人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山东曲阜。殷人孔子何意?是不是在争名人?不是八卦是学术。“殷人孔子”是他老人家自封的。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的四月十一日,孔子73岁了,他病势很沉重,也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孔子对子贡说,从传统的习俗来讲,夏商周三个朝代的贵族们死了以后,停放棺材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夏代停放在东边的台阶上:周代停放在西边的台阶上:而在商代,是停在两根柱子的中间正当屋。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就坐在两根柱子的中间接受别人的祭奠。所以我告诉你,我的祖先是殷商人。
孔子病,谓子贡日:“……夏人殡于东阶,周人于西阶,殷人两柱间。昨暮予梦坐奠两柱之间,予始殷人也。”后七日卒, (《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从来就不否认自己是殷人的后代,并且以此为骄傲。孔子所倡导的“三年之丧”,就是殷礼的中心内容之一。经过孔子的倡导,这一商朝的礼节于孔子身后实行了两千四百年之久。孔子之于殷,可谓血脉相连。殷人的后代,不仅他自己说,后人也做了考证。
孔子的先祖可以上溯到殷商的帝族,微子启是周朝封的宋国的第一代国君。微子启即孔子的十四世祖。微子启的父亲为商王帝乙,微子启的弟弟为为殷纣王。帝祖乙为孔子的第二十四世祖,成汤为孔子之三十世祖。
省内学术届也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把孔子的祖籍定在了宋国即今商丘一带,理由是微子启是宋国的第一任国君,是孔子的十四世祖。(见《河南历史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个方向,但还保守,应再往前推,微子启的祖籍在河内,孔子的祖籍也应在河内。
殷教原儒
国学大师胡适认为,“儒”乃殷商民族的教士,而殷商是以祭祀卜筮立国的民族。“儒”是殷人的教士,在殷商之朝是祭祀的主持者,也是卜筮的操纵者,属于殷商的统治阶层。武王伐纣、周代商之后,“儒”作为亡国之朝的统治阶层,自然也就丧失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沦为亡国之后大量存在的殷商遗民宗教文化上的教士和导师,“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
孔子作为殷商遗民教士阶级之一员“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深,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在孔子之前,“儒”本来是一种原始的担任祭祀相礼工作的职业相士。孔子通过自身的学习、努力、言传身教,赋予“儒”一种崭新的身份内涵。自孔子始,“儒”一变而为以观察社会、思考人生、传播思想、干谒诸侯、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积极人世的教师和学者。
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是基本支持这一“胡(适)说”的,他说:“中国文化导源于殷人,殷灭于周,其中国北部的遗民在周人统治之下化为了奴隶。在春秋时代奴隶制逐渐动摇了起来,接着便有了一个灿烂的文化期开花,而儒开其先。这是正确的史实。这种见解我在十年前早就提倡着,而且不断在证明着。”郭沫若驳说儒,不是驳胡的观点,而是驳胡的学术方法。
儒家理论多了,但核心是孝与忠。孝就是将殷商原始宗教中的生殖崇拜和祖先崇拜转化成为学术思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一方面是祖先遭到神化,祭祀祖先成为上至国君,下至庶民的头等大事(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一方面是生育子女成了每个人的头等大事(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忠就是鼓励人们在社会中建功立业,将有限的生命融合到国君的事业中去,以此来确定个体生命的价值意义,忠是孝的发展。
“殷代世王名字也有共同的特点,即祖先的崇祀意义。祖、示、王、父、土都具有这一意义。按祖、示、土诸字,皆象雄性的生殖器,后转为宗教的一元神,所谓原始的族祖神。这一元神的殷世宗教,是最支配的意识,因而万事求卜,万事迷信于祖宗的降福降佑。”(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68页)从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殷商文化与儒教之间的紧密关系。
范文澜说:“《尚书·梓材篇》、《诗大雅·荡篇》称商王国为中国。因为商王国在当时各小国中,政治经济文化都被公认为唯一的中心国。中国这一名称,含有地区居中的意义,更重要的意义则是指传统文化的所在地。”
本小节的思路就是,殷商的宗教思想产生了原儒,到了孔子他把原儒的思想与周礼相结合(“有所损益”),产生了在中国历史上占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而黄河文化与儒家学说又是一脉相承的。郭沫若说:“中国文化导源于殷人”,而殷人生活在殷地,是否也可以认为中国文化导源于河内?这是个待做的大课题。
“三代祖宗之位”探源
过去,在我们乡间,家家户户都供奉一个“三代祖宗之位”。(如图)即使现在,这一古老的民俗依然生命力旺盛。这一小小的牌位隐藏着千年的信息。
这里的“三代”,不是死去的上三代的家人,而是指夏商周三个朝代。中华民族绝大多数姓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甚至以上,这是一件自豪的事情。无论哪个大姓的族谱都是这样说的。按商周时的宗教思想,只有这三代的祖宗是神,可以降福降佑,家里死去的亲人可以通神,就是可以当人和神之间的的使者,他们不是主要的供奉对象。
这个牌位为什么是黄色的?这还要回到上三代去找原因。
“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驿。”骊,黑马。翰,白马。騵,红马。这是说三代崇尚不同的颜色,丧礼的行丧时间、用牲等,各尚不同,而皆有讲究。
夏朝以黑为贵,办丧事在晚上,打仗骑黑马,祭祀用黑色的牺牲。商朝以白为贵,办丧事在中午,打仗骑白马,祭祀用白色的牺牲。夏朝以红为贵,办丧事在早上,打仗骑红马,祭祀用红色的牺牲。汉朝的董仲舒还说过,以后各朝代崇尚的色彩就这三样循环往复。这话有一定道理,比如我国现在以红色为主,前国民政府就是以白为主的,表现为青天白日旗。
按说祖先在什么朝代,牌位就用什么色彩,但由于历史久远,好多姓氏出处难于考证又怕出错,就统一折中用黄色。从根本上讲是殷商文化的遗存,这是一个至今还未引起重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外我县民俗如“三年之孝”,棺放堂屋,“孝”用白布等,虽历3000多年,无数朝代,却依然故我,可见殷商文化的不朽魅力。
孔子与黄河
我县有不少与孔子有关的古迹如孔子回车庙,孔子问礼处等,我地典籍和百姓也言之凿凿,孔夫子周游列国来过河内。真来过吗?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呼!丘之不济此,命也夫!”这段话透出的信息是,孔子想从卫国去晋国(时我地为晋的南阳地)见赵简子,当时的黄河河道与现在不同,它是从武陟县东几乎直着向北,到今浚县附近才向东北的,孔子所处的位置在黄河的东岸,晋国在黄河的西岸,所以才有”西见”之说。孔子一行来到黄河东岸,将要渡河之际,听到了晋国贤大夫窦鸣犊、舜华两人被赵简子杀害的消息,不由得临河而叹:多么壮美而浩瀚的大河之水呀!我孔丘不能渡过这条伟大的河流,这就是我的命运啊!
没过河,不到晋国,肯定没到上述古迹处,可我地民众为何对这些”山寨圣迹”津津乐道呢?
不是没人考虑过这个问题。清代河内名人范照黎在《勾漏山房诗》中有《孔子庙》诗,诗云:“宣尼曾未渡河来,那得轮辕此地回,元魏遗碑应有自,不须泥古费猜疑。”他的意思是说,孔子是没过河,但这里也有许多来过的证据,清楚不了糊涂了,不要太认真了,大家说是圣迹就是圣迹了。葫芦僧判断葫芦案,这不能使人信服。
我有一种感觉,不是河内人有太强的圣人情节,倒是孔圣人的“殷人”情节刺激了河内人的圣人情节。
孔子从来不否认自己是殷人的后代,说“予始殷人也”,也不否认自己是殷商之人,说“而丘,殷人也”。前句话侧重于时间,后一句话则侧重于地域。 孔子的确是殷人,如前所述,孔子的祖先祖乙、祖辛、开甲、祖丁直到15世祖帝乙都是河内人,孔子说自己是殷人,我们是殷地,孔子祖上是河内人,他不是河内人又是哪里人?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之河;孔子是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主要塑造者。无论如何,因为将西见赵简子之故,孔子来到了黄河岸边,目睹了黄河奔腾浩荡之水,黄河由此也接待了孔子这样一位旷古文化巨人,一位千古不朽之伟人与一条万年不息之大河,就这样在深秋之劲风中默然以对,彼此之间,情深意重、灵犀相通。——谈黄河文化是不能忽略这一关节的。
孔子本是河内殷人,其家乡修几个纪念馆,让圣人魂兮归来,岂不皆大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