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省市开始“拿英语开刀”了。他们或下调高考英语分数权重,或提出“小学三年级前不开设英语课”。对于这些“改革新举措”,赞赏者有之,忧虑者亦有之。其实,你考或者不考,英语就在那里,是交流的工具,也是国人走向世界的必然选择之一。

  从1862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教授英语至今,英语教育在中国已经走过了150余年。英语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起落沉浮,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迁的一个缩影。

  习洋文以图强

  今天的人们如想学习英语,最不缺乏的就是学习资料,但在一个多世纪前,即便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要学洋文,想要一本英文入门课本都非易事。

  戊戌变法前,清光绪帝为更多了解西方,决定学习英语,却苦于找不到入门的教材。为此有大臣专门到汇文大学寻找英文识字书,恰好一位教授从美国为自己的女儿带来一本英文识字课本,就送给了光绪。

  坐落于崇文门的汇文大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在1870年创办的,是第一批在华传播英语的教育机构之一。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是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

  经历了闭关锁国而被动挨打的屈辱后,清王朝认识到了解西方要从语言开始。恭亲王奕在《奏设同文馆》中言道:“以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识其文字,方不受人欺。”京师同文馆也因此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即后来的北京大学。 

  1902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主,该章程于1903年正式实施,由此开启了我国全国规模的外语课以英语为主的先河。此后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又提出:“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这也成为中国学校普遍开设英语科的起点。

  在最早期的教学机构里,就已经出现后被称为“浸入式”的教学方法:部分教会学校全英语授课,学生从穿衣打扮到言行举止全部模仿西方。而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背景下,重西学而轻国学之风更多是殖民主义的时代烙印所致。

  如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在1918年把中文课全部改为选修,撤销中文部,所有课程一律用英文教学。这使得该校在当时属于西化程度最高的教会大学。曾在此就读的林语堂回忆说: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但他也坦言,这所学校过分偏重西学使得自己忽略了中文。他在自传中如此感叹:“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我都知道,我却不知道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为大学毕业生,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惭愧。”

  到了上世纪20年代,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到来,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学习西方教育的热潮。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过去150多年间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国人对待英语的态度不同和当时的历史形态有关系。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很多大学采取的是全英文授课,国外的教材刚出版就可以直接拿到国内教学,目的是希望快速学习西方技术,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情况。因此那时的英语教材和英文课程,对于中国的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起到了很大作用。也正是在那个时代,尽管国家面临贫困和战争,但也出现了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第一外语”

  在许多老一辈国人的印象中,他们熟知的第一外语并非英语,而是俄语。与他们对新中国前30年的回忆一样,外语学习也一度被赋予鲜明的政治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强调向前苏联学习,英语受到排斥,大部分中学只开设俄语。这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英语人才紧缺,俄语人才过剩。

  1956年,周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指出:“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必须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根据周总理的指示,1956年起逐年扩大英、德、法等语种的招生规模。

  1964年颁布的《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提出,“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大力调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开设外语课的语种比例”。这是首次明确英语在学校教育中“第一外语”的地位。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包括英语在内的教育系统遭到破坏。

  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重新回到世界舞台,对外交流大门被打开,英语才迎来了在中国的“黄金时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Follow Me》(《跟我学》)于1982年在中国开播后,掀起第一波学英语的狂潮。有媒体做过统计,《跟我学》节目在全国收视人群达到1000万,与当时的电视机持有量基本持平。在那个影视作品贫乏的年代,洋溢着英伦风情的《跟我学》甚至成了一档文化娱乐节目。

  步入20世纪90年代,人们学习英语的手段和方式有了更多选择,但新的问题也出现了,应试教育主导下的“全民英语”现象受到不少诟病。熊丙奇认为,过去30年来我国对英语的重视,出现了双面的效果：一方面,确实促进了国家的开放。然而同时,英语也成为了一种选拔和管理人才的工具。

  事实上,随着经济的发展,英语在这个国度的角色也在悄然变化。申奥成功后,北京在2002年全面启动了“百万市民学外语”活动。同样,上海为迎接世博会的到来,也掀起了全体市民学习英语的热潮。

  有专家认为,如果说应试催生的英语学习热过于功利,那么奥运和世博期间群众性的学习英语热情并没有太多功利色彩,更多的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而在向全球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英语也成为一门重要的辅助教学语言。

  如今,在被网络连接更加紧密的世界,汉语也正在逐渐影响着英语：“dama”(大妈)、“jiayou”(加油)等中文拼音不断成为英文单词。这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舞台影响力的一种体现。 新 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