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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儿时向往拿枪杆子的军旅生活，但成人后却拿起笔杆子走进了文学的国度。

  他身为大学教授，但在传道授业之余还呕心沥血地进行文学创作。

  他本是一介书生，却敢于向不良的文化现象叫板，向名嘴“开炮”……

  他就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张生。

  近日，本报“天南地北焦作人”栏目记者前往上海，探访这位焦作老乡的成长经历，倾听他对文化现象的独特见解。

  本报记者 陈作华 王水涛

  从文学青年到文学博士

  12月初的同济大学校园里，依然绿树婆娑、金橘满枝。

  当记者按照约定时间来到同济大学综合楼前时，张生已经在此等候了。按照他的惯例，对家乡来的客人都要由他领着参观同济大学校史博物馆和校园。这次也不例外，通过他的讲解，记者在对同济大学校史和文化加深了解的同时，也感受到他对自己任教学校的感情。

  其实，张生是他的笔名，他原名叫张永胜。张生这个名字叫得人多了，原名几乎就没人再叫了。“你们叫我哪个名字都行。”张生显得很随和。

  张生1969年出生在温县番田镇后杨垒村的一个农民家庭。7岁时，因当铁道兵的父亲工作调动，他与母亲随军来到重庆。直到他14岁时父亲转业回焦作，张生才转回我市继续读书。

  中学时期的张生学习成绩很好，尤其是作文，颇受老师赏识。高中一年级时他的作文就获得了全校作文奖，并被老师推荐给当时焦作的一本文学杂志《月季》发表。高考时，张生考了焦作市文科第二名。他本想报考军校，像父亲一样当一名军人，但被华中师范大学在提前批次中录取，张生由此走进了中文系的课堂。

  “进了大学校园后我才发现，许多同学的成绩都比我好，而且他们很多人都想当作家。这对我既是压力又是动力，于是，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图书馆里，并且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诗社，还尝试着写起了小说。”张生说。

  大学三年级时，张生的处女作《今晚的牛蒡》在学校内部期刊《摇篮》上发表，这是一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后来该作品又在四川省的一本刊物《青年作家》上发表。“当时，编辑还给我来信，鼓励我努力写作，多给他们提供作品。这给了我很大信心，自认为将来有可能当作家了。”张生说。

  大学毕业后，张生选择了考研，并顺利走进了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读研期间，他发现身边更多的同学都有一个文学梦，而且已经文笔不俗，后来写出电影剧本《英雄》《十面埋伏》的编剧李冯，当时就睡在他的上铺。

  在优秀学生集中的群体里，张生不敢懈怠。他在研究生一年级时就写出了关于“五四”时期小说研究的论文，并在河南社科院主办的《中州学刊》上发表，由此成为该专业同年级中第一个发表学术论文的人。

  在研究生的中期考核中，张生成绩优秀，被推荐直接攻读博士。但他选择在毕业后来到上海，成为上海交通大学文学艺术系的一名老师。2001年，张生又回到南京大学攻读博士，研究方向仍

  是现当代文学。在此期间，他频繁奔波于上海、南京两地，经常是在上海交大教完课后就坐火车去南京大学上课，上完课后再坐火车返回。

  2006年，作为青年优秀教师，张生被选派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做访问学者。2007年，他转至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任教。

  文学作品要有时代的影子

  在大学任教期间，张生没有忘记自己的文学梦。1996年他又开始写小说，他用“疯狂”来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在完成教学任务后，我把所有的精力用来写作。”张生说。

  “起初，作品发表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也经历了长期的退稿过程。1996年，我寄出十几篇短篇小说，一篇都没有发表。第二年，在我寄出的10多篇小说中才发表了4篇。”张生说，“任何人都要经历退稿过程。坚持了两年后，我的作品发稿率就提高了，并不断有杂志社向我约稿。1997年至1999年，我在《人民文学》《收获》《作家》《莽原》等重点文学期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共计十万字。”

  2000年，张生开始向长篇小说领域挺进。2004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云千里万里》发表。至今，张生已发表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3部。

  “每一个作家的童年都会对他的创作产生影响，我也不例外。”张生说，“我的许多小说里都有对家乡的记述。”在其长篇小说《十年灯》中，记者看到了这样的描写：“远处太行山高耸的山脊和阳光下干燥的空气，蓝色的天空，路边高大的白杨树，以及在风中哗啦哗啦响个不停的树叶，都让人的心情变得空阔、旷达了许多。”

  对于自己的作品，张生直言，一些文字会让部分人看了觉得不舒服。中短篇小说集《乘灰狗旅行》是张生根据自己2006年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所见所闻写下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在美国生活的一些华人的生存现实和精神状态。“这部小说集出版之后，一些在国外生活的朋友看后就不太高兴了，觉得我把他们的真实生活状况和情感写出来了，揭开了他们的面具。”张生说。

  “虽然这样，但我还会坚持自己的写法。每一代人都有那代人的经历和故事，同时代的作家要通过文学作品把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心路历程如实记录下来，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些痕迹，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张生说。

  虽然已经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但张生认为自己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依然是个学徒。“我对自己的作品还不是很满意，一个作家能很好地把握一种写作题材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我现在对中短篇小说的把控能力比较好，但在长篇小说面前还是一个学生，我希望越写越好，把更好的作品呈现给读者。”张生说。

  对文化现象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从1987年考入大学起，就没有离开过校园。虽然人在校园，但眼光和思想要追随社会发展的前沿。作为一个人文学院的教授，我除了向学生传授知识以外，还要肩负起另一项职责，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对社会变化中新出现的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对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文化现象进行批判。”张生说，“这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所要担负的责任。”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生活、文化现象越来越丰富，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分量也越来越重。但如何辨别良莠，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新出现的文化热点？对此，张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近年来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对不断出现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和批评。如《耶鲁校长如何说毕业演讲辞》《自主招生面试不是考脑筋急转弯》《周立波在达人秀上秀出了什么》等评论性文章都

  是对当时的文化热点进行的解读。

  《周立波在达人秀上秀出了什么》一文见报后，立刻引发周立波大吐口水，甚至在微博上对张生大开骂口，在当时引起不小轰动。张生对此很坦然。他说，每个人都有发表观点的权利，他的观点别人当然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虽然有时候会受到人身攻击，但他还会继续对某些文化现象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直以来，“土豪我们做朋友吧”“点赞”“逆袭”等文化现象的出现也是张生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对于这些网络文化向现实社会蔓延的现象，张生认为，这是因为网络的普及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使不同阶层的人更平等地在同一平台交流，促使一种现象能迅速形成一种风潮扩散出去。他认为，应该以一个开放包容的态度看待网络文化对现实社会的影响。“比如，在没有网络的时候，不同地方对有钱人的称呼是不一样的，北京称之为大款，上海则称之为大户，而现在说‘土豪’就能被人普遍接受。”张生说。

  对新旧文化的交替，张生认为，人们完全没有必要放大对部分传统文化形式、文化现象消失的担忧。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有新的文化产生，从而代替原来的东西，就像纸张代替了竹简、电脑催生了无纸化办公一样，文化也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

  对于因网络出现造成公众读书率下降，以及碎片化阅读等现象，张生认为，人们用在网络上的时间增多并不一定减少对知识的获取量。网络丰富了知识的生产、传播方式，反而让人们获取知识、学习方式增多了，也省去了对某些知识的死记硬背。

  以开放的心态看待新涌现出的文化现象，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和批判，张生在文化世界里且行且思。

  张生，原名张永胜，1969年出生在温县番田镇后杨垒村，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2006年到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文学系做访问学者，热衷于文化批评，曾向周立波“开炮”，目前已出版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