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子的西北方向大约400米处，有一块100亩大小的高地，明显高出它东面和南面的大面积土地1米多，这块高地的西边和北边分别有一条几百米长的相互垂直的古城墙，小时候我们叫它“城根陵”。正是这城根陵，像一道天然屏障，为我们的村子遮挡住了冬天里从西北方向刮来的寒冷刺骨的风，把温暖的风留给了村子里祖祖辈辈的人们。

  我就是在故乡的风的吹拂下一天天长大的。伴随着我的长大，对故乡的风也一天天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故乡的风是厚重的，是淳朴的，又是清新的。

  童年的那个夏天的傍晚，柔和的月光透过我家那棵老枣树的枝杈洒了一地，我们年龄相差不多的弟兄三个照例躺在一个大笸箩里，听母亲讲她曾经的故事——就是这个夜晚，我知道了母亲曾有4个孩子夭折于旧社会的兵荒马乱、颠沛流离中。我尽管诞生在新中国，但是刚出生时身体极度虚弱，甚至连呼吸也是时断时续、时有时无，第二天的后半夜我竟然没有了呼吸，村医把了脉后说不中了。母亲强忍悲痛用一条干净的小褥子裹住我，准备把我扔到城根陵附近的乱石岗。也许是开门声惊动了我，居然鬼使神差地哭了一声。就是这一声啼哭，留住了我的命。

  村里的小学校在村北的一座古庙里，这儿距离城根陵只有二三百米远，下午放学后，我经常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城根陵玩。这里土质不好，碎石子多，破陶器片多，即使再挖深几尺还是如此，那个时候村里耕地多，人们自然也就懒得在这里下力气了。久而久之，这里便荆棘丛生，杂草遍地，除了放牛、放羊的，大人们平时很少来这儿。但是，儿童自有儿童的眼光和乐趣，我们在这儿发现了野生蘑菇和木耳，特别是夏天和秋天雨后枯草上的“地圈儿”和在荆棘下碎石上缓慢爬行的“水牛”（一种褐色的可以食用的小动物）。于是，我们每一次都会或多或少有所收获，不用担心回到家里挨大人们的吵骂。再后来，等上了小学四五年级时，知道了这儿的野生地黄和野生栝楼的根是中草药，洗净晒干了可以卖钱。这样，我们的收获内容就更多了，秋天和初冬时节都要带着小铁铲来城根陵寻找野生地黄和野生栝楼。印象最深的是那年村里的庙会上我一次就卖了3.5元，几乎够我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由于这儿地势高又不长庄稼，所以村子里谁家建房盖屋打围墙，就都来城根陵边上挖土。时常听说谁谁家挖出了完整的陶盆，谁谁家挖出的陶罐上还有陶盖子，打开陶罐盖子看见里面的韭花还是好好的，放到嘴里咸咸的凉凉的。有个星期天，我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在城根陵玩时，捡到一把长三四十公分满是绿色锈迹和土锈的铜剑，本想把剑从鞘里拔出来挖野菜用，怎奈时间太久了都锈到一块了，任我们在路边的石头上怎么砸也难以把它们分开，最后只好扔掉了事。上世纪60年代，人们基本上没有文物的概念，还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

  不知从哪朝哪代起，两座城根陵交界处被从太行山上狂泻而下的滚滚洪流冲开了一个大口子，那块高地也被冲刷出了一条约10米宽1米多深的大沟。每当汛期来临，猛兽般的洪水裹挟着杂草树枝各种瓜果甚至牛羊的尸体，自西北而东南从我们村子里呼啸穿过，城根陵地下埋藏的一些陶器碎片也被洪水冲到了村里或是更遥远的地方。到了上世纪70年代，村民们下决心堵住了两座城根陵间的那个大缺口，又在城根陵的北边，自西向东开挖了一条在我村历史上规模宏大的排涝河。当时还是村里民办教师的我正值青春年少、激情飞扬时，受此感动，一口气写下了长达380行的叙事诗《幸福河》，刊发于我市《焦作文艺》（焦作文学的前身）1976年第二期，为我村的历史留下了些许记载。

  故乡的风是淳朴的，村民之间很少有说三道四、挑拨离间者，人们大都是热衷于相互帮助，相互关心。哪一家要盖房子，邻居一定无条件前来帮忙，顶多吃一顿饭；谁家住房较多，有邻居想用，打个招呼就行，不收取任何费用；哪家到做饭炒菜时发现油盐酱醋不够，随便可以去邻家拿来使用。更重要的是，村民们把自己的一些经验和感受，用朴素简洁的语言概括出来，以相互交流相互提醒，或是教育后人如何待人接物，为人处世。我母亲就告诉过我，凡事要“大事小糊涂，小事大糊涂”；“没有过不去的河，没有锯不倒的树”；“活到老学到老，一样不会不算巧”；“与人方便，自己方便”；“树下不能熬树，人下可以熬人”；“过头饭能吃，过头话不能说”；“葱辣嘴蒜辣心，剩饭烧嘴不烧心”等。

  村民们自古就有崇文尚武的风气，夏天的打麦场边，秋天的打谷场上，冬、春天的生产队会议室，每天晚饭后无论老幼大家都不约而同聚集到这里，或是舞枪弄棒，或是施展拳脚，切磋武艺，强身健体。听老人们说，清朝时，我们村的王献孔（音）和李梦堂等人，把12回斜拳演练得炉火纯青、发挥得淋漓尽致，方圆几十里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些偷鸡摸狗之徒也因惧怕他们而不敢光顾我们村。自北魏时期我们的先人开始在这里居住建立村庄起，1600多年来，历朝历代涌现过不少的秀才、举人、文人墨客，村民们对文化人都是很尊重的。也许我从小就是受了这种风气的熏陶而喜欢舞文弄墨，几十年一路走来，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尽管我的年龄一直在长，而文字水平不怎么见长，但是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文学评论、通讯、时政论文等文体，闲暇时莫不涉猎，至今大约有数百万的文字刊发于市级以上的正规出版刊物上，曾有多篇习作获得国家级和省级的奖励。

  70年代末期恢复高考制度后，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的大学梦终于如愿以偿。那天，当我背着去大学报到的行囊路经城根陵时，不由得放慢了脚步，心里默默地说：城根陵啊城根陵，我就要离开你去省城读大学了，从此以后不能经常见到你了。这么多年来，你带给我多少欢乐又留给我多少美好的记忆啊！捡地圈儿、捉水牛、采蘑菇、掘野菜、摘木耳、挖药材，哪一件事儿我都会牢记在心。村里的老人告诉我，当我们的先人1600多年前开始在这里居住繁衍生息时，你已经在这里不知矗立多少年了。你究竟始于何时又属于哪个朝代？你能否告诉我故乡的风究竟吹拂了几千年？你的神秘面纱究竟何时才能掀开？

  参加工作后，我很少回故乡那块高地城根陵去，但是故乡的风声却时常在我耳边响起，故乡的美丽风俗和良好风气一直在影响着我。忽然有一天，我从电视里获悉，经过河南省和焦作市两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故乡的那块高地城根陵，居然是我国商朝早期的城墙遗址，“府城遗址”因此被确定为中国199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同时被国务院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真是“千年深藏无人问，一朝出世天下惊”。我的故乡府城，这个默默无闻了几千年的古朴淳厚的乡村，一夜之间名扬天下，举世皆知。

  前几天我到府城遗址去看，除了考古专家挖掘的几个地方外，其他的基本还是原来的样子。我在想，从时间上讲，府城遗址已经有3600多年的历史了，比以七朝古都闻名的安阳殷墟早300多年；比汉献帝刘协被魏王曹丕贬为山阳公发配来焦作时要早1800多年。就影响力而言，山阳城在焦作市的名声要超出府城遗址，而安阳殷墟更是名声远扬。

  故乡的风在不停地吹拂着这块神奇的土地。我相信，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力度的加大；伴随着有识之士对中国古文明的日益崇敬，对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认知，府城遗址一定会尽快得以开发，故乡的风一定会有更加新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