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官僚制自身而言，无论是医疗保障还是节假日安排，抑或子孙受教育与入仕的权利，都可视为一种职位性“福利”，但是若将衡量的尺度改为社会一般水平，就可以看出这些“福利”所包含的特权性质。

  从秦汉至明清，由于官僚体制需要顺利运转，因而各个时代对官员的各项待遇也都有所规定。官员的这些待遇，究竟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对官僚制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就让我们以唐代为例，看官员的俸禄、假期、医疗等各方面的待遇，分析其体现出的历史特性。

  唐代官员的工资收入有多高

  唐代对官员的经济待遇有明确的规定，分为“俸、禄、赐、会”几类， 而且每类下面又分若干小的类别， 可谓细致。总的来说，既有固定的实物收入，如“禄”；也有固定的货币收入，如“俸”；还有在朝会及特殊状况下的非固定收入，如“赐”。而日常性的货币收入“俸”，还可细分为几类，在唐初时是“俸、料、课”三种，后来就进一步分化为“俸、料、课、杂”四种。

  这些种类繁多、区分明确的名目，有一些是为了保障官员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如俸禄，有一些则是为了给官员的公务活动提供便利，比如食料供给等，有一些完全是特殊优待，比如赐物。此外，官员们办公与参加礼仪活动所需的服装鞋帽、仪仗车架等物品也全由国家提供；官员去世，国家也要给予一定的丧葬用品，这些也都属于额外的补贴。

  以上都是在任官员的经济待遇，当官员年纪老迈不能继续处理公务时，就要致仕，也就是退休。唐代为官员规定的退休年龄是七十岁，但这一规定也有弹性，那就是“若齿力未衰，亦听厘务”，只要身体强健，足以堪用，也不必七十岁就退休。致仕官员也享有一定的经济待遇，唐代对此的规定是“给半禄”，也就是为退休官员提供其退休前官职应享有的禄米待遇的一半。

  以上只是官员依照其品级与职位级别所应得的收入，而唐代官员除了这些职务收入外，还与普通百姓一样享有国家规定的其他权利，比如耕地的占有与使用权。唐前期实行均田制，在当时，除了与官员品级直接相关的散官品级（又称“本品”）以及与其具体工作范围相关的职位级别职事官外，还有九等爵位体制。官员及有爵位者可以按照其官职和爵位品级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等级最高的亲王可以占有永业田一百顷（一顷为一百亩），五品官也可以占有五顷永业田。拥有勋位的勋官最少也可以占有六十亩的永业田，而普通成年男子能占的田地总数仅为一顷，其中还只有二十亩为永业田。由于永业田在占田者死后不必归还给官府，因此中高级官员、勋官和有爵位者对永业田的占有也是一种变相的财产收入。

  唐代官员的带薪休假与公费医疗

  在经济利益之外，官员也有较为充足的假期。每年有一百日左右的假期，其中既包括节气性节日的假期，如冬至、元日（也就是今天的春节）、寒食等，也包括十天一次的休息日与春秋两季各十五天的假日。在这些正常的假日外，唐代还专门为官员探视父母提供“探亲假”，并对官员参加家族祭祀与亲戚婚丧嫁娶活动提供有限期的事假。有了这些假日休息，唐代官员大约工作两天就可以享受一天的假日，这是在双休日制度推行之后劳动者才能普遍享有的权益，我们却早在唐代就已经实现了。

  在医疗方面，唐代官员也直接受惠于朝廷的政策。根据唐令规定，在任官员生病时，只需向所在机构申报，官府就会派医生前去诊治；五品以上官员致仕以后，生病时也由官府供给医药。在任官员的医疗全由官府包办，中高级官员在致仕之后依然由官府负责诊疗，这也算是他们在工作收入之外的一种福利。

  除去这些与官员自身密切相关的待遇，还有一项不容忽视的特殊待遇是唐朝给予官僚阶层的实利，那就是对其子孙接受教育以及入仕做官的优待。唐前期，作为官学教育中的最高学府，国子学、太学、崇文馆和弘文馆皆以中高级官员的子孙作为教育对象，他们在这些机构中完成学业后只需通过内部考试就可直接入仕做官。除了这一渠道之外，五品以上的中高级官员子弟也可以依靠门荫直接为官，或是先担任皇帝与太子的侍卫等职位来获取做官资格，通过吏部或兵部的考核就可任官。

  官员的高福利实质为特权

  以上只是有关唐代官员待遇的几个方面，从这些细节规定看来，这些大多数属于职务收入与相应的“福利”，似乎无可厚非。而我们若有一个社会的基本待遇作为参照系，这个问题可能就看得更明朗一些。

  先从官员的收入来看。官员的“俸、禄、赐、会”的标准是品级与职务，这部分收入中的主体——俸禄，基本可视为职务收入。官员处理公共事务，由官府发放一定数额的俸禄，原属合理。关键在于这些收入是否与社会一般水平差距过大。

  根据学者的研究，在唐代最强盛的玄宗时期，全国户口总数为一千三四百万户，而粮食总收入为六亿石左右，若以一千四百万户来计算，平均每户每年的粮食占有量约为四十三石，而根据唐代制度规定，致仕的从九品官员禄米收入为每年二十五石，在任的从九品官员禄米收入五十石，致仕的从五品官员禄米收入则有八十石，在任的从五品官员禄米收入为一百六十石。可见基层官员致仕后的收入低于全国平均粮食占有量，在任者则高于平均水平；中高级官员致仕后的禄米收入则接近全国平均粮食占有量的两倍，在任者则接近平均水平的四倍。官员在粮食占有量方面，仅禄米一项，在任者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致仕者中只有低级官员略低于平均水平。另外，与普通百姓不同的是，在任官员还由官府供给中午正餐，这也从实质上提升了他们的粮食实际占有量。如果再加上中高级官员、有爵位者和勋官们可以占有的田地数量，那么他们的财产总量和粮食占有量就大大超过平均水平了。

  不过，官员在粮食的拥有量之外，还有作为货币收入的俸，以及来自朝廷赏赐的绢帛等物品。这些收入加起来，应该是远远高于社会一般收入。既然官员在任时的收入已经足够丰厚，而且品级越高待遇越丰厚，那么相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官员致仕之后的收入虽然较之其在任时大打折扣，但与百姓年老时的待遇相比，同样十分优越。仅就收入一项，就可以看出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差距，而俸禄之外的医疗、子孙教育和入仕做官机会等方面的差异，就可以视为官僚阶层的特殊权益了。

  当某些待遇是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不享有，而某些阶层与群体成员因其具有特殊的政治或经济地位才能享受，那么这种待遇就不应视为福利，而应视为特权，特别是这些待遇还是由国家政策专门规定的。 所谓特权，既包括对稀缺资源的垄断与内部分配，也包括对本应由全社会共同所有的一般资源的不公平分配，唐代官员所享有的多项权益，大多属于后者。

  对官僚政治的总体判断

  中国古代曾建立起非常庞大的官吏体系与异常发达的官僚制度，著名学者王亚南在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就归纳出中国官僚政治的延续性、包容性和贯彻性这三大特征。在王亚南看来，中国的官僚政治不但维持时间久，而且与学术、思想、法律、宗教、伦理甚至艺术等诸层面都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并对这些领域产生影响，乃至内化为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模式。

  谈起官僚政治的影响，王亚南认为官僚政治将全社会的资源集中于一群统治阶级手中，让他们既享有政治地位又乘势获利，官僚阶层还每每想要将这种利益转化成“固定资产”，使用各种手段试图让本家族、本集团成为具有贵族色彩的特权阶层；在官僚政治下，一般的小农则陷于困苦境地，整个社会也因受到官僚政治的阻滞而长期未能进步……王亚南的具体观点和结论可以商榷，不过，他对官僚政治的整体性思考，特别是观察官僚政治对社会各个层面的侵蚀作用，至今仍发人深省。

  当然，官僚制度与官僚政治在历史上不可能只是漆黑一团，不过重新评价这一重大问题显然是不容易的。若我们从某个历史时期的状况入手，分析一些有关官僚制度的具体细节，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受。这便是本文的写作缘起之一。

  在对唐代官员的各种待遇进行考证和分析之后，不由得再次对王亚南的洞察力表示钦佩，尽管他的一些具体论断与证据有疏漏之处，但其对官僚政治的总体判断却依然精准。这大概就是思想的深度。 张耐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