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说文教子》至今，已有小半年的时光。

  与小儿的相处，也从最初的有意为之，变成了现在的自然和合。其间，有烦恼、有快乐、有困惑、有思考，也有两代人的思维碰撞和相濡以沫的共同成长。

  那一日，十岁的小儿给爷爷打电话时，在问过身体之后，竟然问起了干旱浇地的事儿。这让父亲心情大好，祖孙俩开心地聊了半天。

  这事儿也让我很是诧异。毕竟，对于一个压根儿对农活儿没有任何概念和经历的孩子来说，有些超出了他话语的范畴。现在想来，估计是他每次听我电话中问起农耕的事儿，很自然地记在了心里。或者，他问起的初衷也仅止于关心爷爷奶奶在家忙些什么。

  但如此的通话还是让人温暖。

  人生的最大乐趣，莫过于祖孙在一起乐享天伦。但因老家乡下交通不便，每次返乡都要先坐大巴到郑州，再转车到镇上，再提前打电话让父母骑三轮车来接，才能回到村庄。如果加上其间或长或短的换乘公交，其旅程无异于一次长途奔袭。即使每次都起个大早，往往回到家里已是下午四五点钟。而最难过的，还在于每次从家里出来时，要想坐上从镇里发往郑州的早班车，则非要在凌晨五点之前起床才行。

  为让日益年迈的父母搬来城市里居住，不知给他们商量了多少次，但每次都以“地里的庄稼离不开人”为由推脱了，即或是在农闲时来住上一段时间，也往往会显出很多的不习惯，想要回到家乡的那栋老屋去。也许，在他们内心深处，还有一个无法向外人道的原因，那就是总感觉自己还能再侍弄几年庄稼，自食其力，而不愿在市里闲待着，给我们增加哪怕是一丝一毫的麻烦。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与父亲的性格太过相似，即便是整日待在一起，也很难有大段的对白与交流。这种状态在印象中，从小到现在一直未变。即使是在当年，我面对参加高考这样的大事件，或是离乡读书时，父亲也少有交代的话要说。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为人父之后，试图以此为鉴，努力打破这种状态，以一种平衡平等的姿态与小儿交流，以试图达到“多年父子成兄弟”的化境。

  多年父子成兄弟，本是著名散文家汪曾祺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汪先生以生动、简练、幽默、风趣的笔触，记述了父亲与自己，自己与儿子之间的那种亲近、温馨、平等的关系，并在文中提出了许多颇具教益的观点，也为我这个初为人父的人如何“做父亲”，处理好家庭父子关系提供了可以对照的样本。

  的确，中国的父子关系是如此微妙。在中国，相当多的父子缺乏沟通，大多时候的交流是靠互相间的心领神会。甚至就这样在沉默中，双方度过一生。临了，回头一看，说是父子，莫若兄弟！显然，这种状态与西方不同。也许，这也是中国父子关系比较好的状态。毕竟，在农耕文明浸润下的中国人性格更像诗——贵在含蓄。

  在这段刻意的岁月里，我咀嚼着这分含蓄与微妙。在孩子成长的路上，总会有不断出现的成长中的烦恼，而短短二十个篇幅的记录自然很难面面俱到，但父与子的绵长延继，无论是血脉的自然相续，还是家风的世代相承，总要以一种民间写史的方式，来记录这时代演进过程中的困惑和忧思。即使，它仅仅是那个人角度的一瞥鸿影，或是雪爪鸿泥般的一抹残痕，足以具有引人随文入观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