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 连

  我当兵22个年头，前19年在长岛，其间不乏过五关斩六将的出彩经历，但也有不少囧事儿。

  一字之失

  正值东北边疆珍宝岛硝烟弥漫之际，不满20岁的我入伍来到北长山守备区直属通信连。两个月后从班里调到连部当文书，开始做一些决定一生走向——码字的事情。

  当时自己除了值班守电话、打水扫地、作会议记录等正常工作，大量精力用在办黑板报上。为把板报搞得文图并茂，不会写美术字，就仿照小册子上的美术字反复练；缺乏绘画基础，就在黑板上描摹报纸上寓意相近的插图。为此，常常受到指导员表扬，心里美滋滋的。

  一天早饭后，指导员突然交给我一个紧急任务：守备区直工科在我们连俱乐部召开学习理论经验交流会，要我半小时内在俱乐部大黑板上写好会标。

  我立马带着“装备”——一盒彩色粉笔、一根长板尺，从连部跑步赶往俱乐部。定字位、画单线字、加粗、描红边，一阵紧张描画之后，我刚把多余的虚线擦掉，参会人员便开始入场。我回望一眼那一排工整夺目的美术字，十分满意地撤出了“阵地”。

  “怎么搞的，连个会标都写不好？”会议结束了，从会场出来的指导员脸拉得老长，对我甩了这样一句话，搞得我一头雾水。

  我拔腿跑到俱乐部，天啊！竟然漏写了一个“论”字，成了“学习理经验交流会”。登时，浑身血液上涌，脑袋一片空白，懊悔得无地自容，连原本觉得美不胜收的字形字体，也似乎变得丑陋不堪。我下意识地连忙拿起黑板擦，三下两下便毁灭了“罪证”。

  一连几天，我情绪沮丧，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这一字之失，不仅自己当众丢丑，颜面尽失，还给连队抹了黑。唉！明明想着萝卜快了更要洗泥，尽力写好每一个字，却怎么漏掉一个字竟视而不见呢？

  好在大家对我都很宽容，指导员也再没提及此事，我渐渐从一字之失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从此吸取教训，严格要求自己，黑板报办得越来越精彩。

  一篇“千字文”的败绩

  两年后，我成为北长山守备区政治部直工科的见习干事，科长是“跨过鸭绿江”的老同志。当时的政治机关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比文才，写出上级机关转发的经验材料，是个人和集体都感到光彩的事儿。可我们科缺乏精于此道的人，一度落在三个建制团政治处的后面。科长对此很是忧虑。

  老科长不苟言笑，干事们出了再大的力，也很难得到他的表扬。可我心里有数，我们几个年轻干事中，他对我是有些偏爱的。虽然他从不在言语和表情上流露出来，但有了起草重要文字材料的活儿，不管在不在我的业务范围内，他总是优先安排我来承担。

  一次，科长带我到一个连队蹲点，搞了几天专题思想教育。临结束时，他策划整理了一篇反映教育做法和效果的“小经验”，想在守备区政工简报上刊发。为此，他列提纲、打腹稿。然后，他口述、我记录。他说得很详细：大标题、小标题，大观点、小观点，大事例、小事例，全讲到了，我密密麻麻地记了好几页。他让我作进一步组织整理，自己认为满意后，向他交稿。

  我在落实科长意图的过程中，感到很为难：他讲的听起来头头是道，仔细琢磨则有诸多不合逻辑之处；有的观点似乎也站不住脚；有的事例欠完整，或不够典型。尽管如此，科长的思路，已完全“框”住了我的头脑。左右权衡之后，我决定采取折中的办法，尽量尊重科长意图，同时揉入自己的想法，对文章思路、小标题等作了适当修改，对自己认为不靠谱的事例干脆弃之不用。经过半天的推敲拿捏，一篇自认为还过得去的“千字文”终于交到科长手里。

  我坐在科长对面，等着他对“千字文”的裁判。心里期望并不高，只求能过关就行。可他看着稿子，眉头越拧越紧，恼怒地说出了我怎么也想不到的一句话：“我说得挺生动，怎么让你给写没了！”

  当时虚荣心正盛的我，被这句话打蒙了，一时语塞，满脸发烧，手足无措，郁闷到了极点。科长后边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到。

  我和科长睡在连部一间宿舍里，第二天一早，科长可能出于给我卸包袱的考虑，主动问我：“小段，你昨晚睡觉怎么骂骂咧咧的？”

  坏了！我有个心情不好时易说梦话的毛病，连忙问：“科长，我骂些啥？”

  “呜呜哝哝，听不清。”

  还好，幸亏没听清。随着对梦话担心的消除，似乎郁闷的心情也一下子释然了。

  后来，科长亲自操刀，对“千字文”进行再加工，但终究还是未能如愿刊发。虽然这次写作走了麦城，但科长对我仍然信任有加。也正是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我的文字水平和工作能力逐渐得到了提高。

  挽救一个逃兵

  34岁那年，我由守备第30团（直属于内长山要塞区）政治处组织股长，提为本团政治处主任。随着职务的升迁，“走麦城”这出戏也耍得越来越大。

  翌年秋的一天，守备一连一个来自山东淄博服役才几个月的农村战士突然失踪了。连队组织干部战士山上搜、码头堵，好不容易找了回来。我要求一连领导，摸清其真实想法，对症下药，做好思想工作，帮助其提高觉悟；采取防范措施，避免类似行为再次发生。同时交代保卫干事，将有关情况和所采取的措施，及时向要塞区政治部保卫处报告。可是，虽然连队想方设法做工作，这个战士硬是抱着葫芦不开瓢，几天后趁人不注意，再次上演了之前的一幕。

  正当我与连队干部一起研究措施，要继续做好思想工作的时候，传来了要塞区政治部领导关于对其劳教3年的处理意见。

  团党委为此专门召开常委会，团党委书记、政委传达了上级首长指示。作为团政治机关负责人，我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这个战士文化程度不高，思想狭隘，性格孤僻，适应能力差，人际关系紧张，导致其思想苦闷、厌烦连队生活。对其的处理，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育改造，使其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但现在看来，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他其实还是一个大孩子，人生之路还很长。考虑到其父母满怀对部队的信任和热爱，把孩子交给了我们，是我们没能尽到应有的教育责任。倘若作劳教处理，对他的父母打击会很大。因此，我建议让他中途退役。既然当兵不合格，就把他退给地方。常委会同意我的意见，决定由我代表团党委向要塞区政治部首长当面汇报，争取理解和支持。

  我抱着尽人事听天命的心理，专程到要塞区政治部面见首长，如实汇报了团党委常委会的意见，重点陈述了让这个战士中途退役而不要送去劳教的理由。结果，我陈述完团党委常委会的意见后，首长还是决定得按要塞区政治部原来的决定执行。于是，我只好向首长敬礼告别。

  此事过去后，我冷静地进行了反思。心想自己是不是犯了所谓“妇人之仁”、“慈不掌兵”的错误；又想，不能以成败论对错，两种处理方法，虽然自己的意见更合情合理一些，但如果事先与保卫处处长作一些沟通，中间有一个过渡，然后再面见首长，也许效果会好一些。对这个战士，我则感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最终认定，以后为人处事，既要避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不智之举，更要永葆宽厚友善的仁爱之心。

  这位战士劳教的结果如何，我不得而知。想来现如今他也是近50岁的人了。但愿他迷途知返，融入社会，事业有成，人生多彩。

  每当回忆起这些“走麦城”的经历，心里总是别有一番滋味。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转业后接触到“细节决定成败”、“一次做好，力求最好”之类的管理理念，总是联想到一字之失、一文之败、一事之挫的囧事，从而有了深切的理解。回想自己的每一点成长进步，不都是首长、战友对自己帮助、教育、影响，乃至思想相互碰撞出火花的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