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他很平常，外貌平常、工作平常、生活平常；他很有才，能用超声技术看到常人不易发现的病症，能让被误诊为肿瘤的患者免遭手术之苦，能用最简便易行的检查手段洞悉患者的病情……

  他的名字叫常才，一位从我市博爱县农村走到上海大医院的医生，一位站在中国超声诊断技术制高点上的权威专家。

  近日，本报“天南地北焦作人”栏目记者前往上海，读取了这位平常人的成才之路。

  本报记者 陈作华 王水涛

  他用声波和人体对话

  上海东安路，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前来就诊的患者像赶集一样多。

  “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是上海最大的肿瘤医院，江南大多数省份的肿瘤患者在诊断和治疗上遇到困难时，都会来这里，这就是你看到病人多的原因。”身为该医院超声诊断科主任的常才把记者带到他的办公室，他说，正巧今天不坐诊，否则还没时间接待记者呢。

  “超声诊断科的工作量很大，平均一天仅做B超检查的患者就有七八百人，我每周三天至五天坐检查室，一天要检查六七十人。”常才说，除此之外，他还承担有教学和带博士生的任务。

  超声医学是声学、医学和电子工程技术相结合的一门新兴学科。常才介绍，超声技术原用于雷达、工业探伤等领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才用于医学，最初只有A超，仅能看到横的波形。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B超，就像现在从显示器上看到的纹理。九十年代有了彩超、三维立体超声、超声造影增强技术等。

  “超声诊断是超声医学的一个部分，目前已普遍应用。超声诊断就是用声波对人体组织器官进行探查，可以用来进行体表检查、腹腔检查、眼内检查、颅内检查、术中检查等。现在，已有手机样大小的微型超声检查机，平时可以用来查房，替代医生用手触摸，检查效果要好得多。”常才说。

  “简便、无创、可反复检查，是超声诊断的优点。缺点是，对医生水平要求高，诊断上常出现人为因素造成的误差。”常才把超声诊断比喻成“看图识字”，他说，显示屏上的纹理就像抽象派的画作，不同的人看到的内容大不一样，这影响对病情的诊断和后期的治疗。

  “比如，一个肿块是良性还是恶性，这决定了患者是否需要马上手术。”常才举例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50多岁的女性患者，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卵巢癌，术前她到上海做进一步确诊。常才检查后认为是良性的，可以手术也可以随诊。该患者便没有手术，如今十多年过去了，患者病情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常才说，超声检查是个脑力+体力的工作，整个检查过程要嘴不停地问、手不停地移动探头、眼不停地看、脑不停地想。

  如今，常才是中国声学会生物医学工程学会会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超声分会常务理事、上海医学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知识面决定医生的“眼力”

  常才1962年出生在博爱县孝敬镇孝敬村。从小学到初中，他都在村里读书。到乡里读高中后，他的数理化成绩很好，曾代表新乡地区参加全省的数学竞赛。他说，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他只用了9年时间。

  1979年，他在高考志愿的第一栏中填报了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大学医学院）临床专业。当年，该校在焦作只录取了2名学生，他是其中之一。五年本科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新乡医学院附属医院，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在临床工作了三年后，他又考入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硕博连读五年，攻读妇科肿瘤。

  “我读的是临床技能硕博连读研究生。这五年中，除了课堂就是在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从事临床工作，而且主要时间是在临床。我一周就要做十几台手术，这相当于在基层医院三年的手术量。毕业时要考手术水平，临床工作能力要求达到主治医师水平，一般大型手术都要求能够独立完成。”常才说。

  1992年，常才取得了博士学位后，留在复旦大学妇产科医院工作。毕业后不久，他对超声医学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转到超声诊断科，开始向“超声肿瘤诊断”的研究方向攻关。

  1999年，常才晋升为教授，2000年担任博士生导师，2005年调入复旦大学肿瘤医院，从事超声诊断，一直到现在。

  “一个医生的知识面有多宽，他在检查中能想到问题的面就有多广。”常才说，“我感到前期的临床工作对我从事超声诊断有很大支持，如果没有做过那么多手术，对组织器官的解剖和病理变化不十分熟悉，那么，对超声纹理的理解与判断将会受到局限。”

  体现专家级的医疗水平

  “作为国内顶级的肿瘤医疗单位之一，很多患者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到我们医院的。别的医院可以劝患者转院，可我们没有说这种话的机会了。从门诊检查到病房治疗，全院每一个岗位上的医务人员都要拿出实实在在的专家水平来为患者服务。”常才说。

  接诊的病人多了，临床经验自然丰富。常才发挥技术专长和经验优势，常常能提出独具慧眼的诊断意见，或给患者排除误诊，或将病情发现于萌芽之中。

  2008年，一位内地省份的中年妇女因腹部不适在当地医院做磁共振检查，发现一侧卵巢有一个7厘米×5厘米的肿块，遂被安排住院手术。患者想把病情再确认一下，于是术前来到上海。常才用B超检查后对患者说，可以先不做手术，一周后来复查。一周后，B超检查发现，那个肿块变成了一半实性一半水性。再过2周检查，肿块完全消失患者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常才在初次检查时就发现，那个肿块极有可能是生理性的，如果是生理性的便可以自行吸收，所以他才没让患者急于手术。而通过B超甄别出生理性或病理性的差别，非一般医生所能做到。常才的这种“眼力”，改写了很多基层医院的检查结果，同时也让很多患者避免了不恰当的治疗。

  一位年逾六旬的老太太，绝经10年后出现白带增多，还常有出血。常才通过B超检查发现，患者双侧卵巢增大，如同生育年龄女性的卵巢，于是建议她立即住院进行深入检查。果然，患者在进一步检查时被发现有早期肿瘤。术后病理切片确诊为早期恶性肿瘤。手术大夫对病人说，是B超医生发现得

  常才，1962年生于博爱县孝敬镇孝敬村，医学博士、教授，现任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超声诊断科主任、中华医学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医学影像技术研究会超声分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生物医学学会上海分会超声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上海市医学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上海市青年医学专家联谊会委员等。 图为常才在办公室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陈作华 摄

  早，给了她又一次生命。

  “其实，我们的压力很大。医生需要经验的支持，检查的准确度是有概率的。但当前的医患矛盾很突出，医生被要求不能有任何误差，所以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诊断意见也会保留性地提出。当然，患者把最后的希望交给我们，我们就要用最负责的态度和最大的能力为患者服务。我们会尽心诊断，也希望患者能够理解，双方建立起互相信任的关系。”常才说。

  近年来，常才还经常参加全国性的乳腺癌、甲状腺癌等疾病筛查工作。他利用这些机会为基层B超人员开展业务培训，共计为几十个县级医院培训B超人员近千人。目前，他把不孕症的B超检查作为新的研究方向，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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